戍衛中土，但始皇帝和中樞大臣們卻無法迴避，於是各種變革策略接踵而至，比如博士議政制度，比如大學宮制度，比如以官學為主、私學為輔的教育制度，比如擢拔關東士人入仕的選官制度，等等。凡制度都有其利弊，而帝國所進行的一系列試圖統一中土文化的制度首先牽扯到的是大秦軍功貴族和關東士人對利益的爭奪，於是衝突層生，矛盾激烈，弊端漸大。
大秦的豪門貴族在保住自身權力和財富的情況下，藉助中土文化統一之便利，把關東士人拉進了帝國統一後的權力和財富再分配之中，這無疑直接損害了大秦寒門軍功貴族的利益，而寒門出身的軍功貴族正是大秦法家學術思想的擁護者，是“法治”和中央集權的支持者，也是始皇帝和武烈王公子寶鼎這兩大政治勢力的基礎力量。
可以想像，中土文化統一的背後蘊含著多大的利益之爭，它的背後其實就是持“集權”和“分封”兩大政治理念的貴族政治集團之間的激烈鬥爭。
寶鼎當然不會輕易介入這種深層次的鬥爭，這對他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沒有任何幫助，相反，一旦處置不好，必然遭到始皇帝和豪門貴族的前後夾擊。
寶鼎的確沒有辦法解決這種深層次的鬥爭。
以史為鑑，無論他支援哪一方都是錯誤的，即便他拿出來的在法學法治基礎上融合儒學禮治思想的策略，也是沒有先例沒有標準答案的。
歷史如果改變，帝國如果世代延續，那麼中土文化統一的土壤也就徹底改變了。可以肯定，始皇帝和寶鼎這一代人根本解決不了，也沒有那個條件去改變，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等待這片土壤培植出符合在這片土壤上生存的新思想新文化，這需要時間，需要後世子孫和一代代計程車人們自己去想辦法解決。
寶鼎現在的目的很明確，第一，改變歷史讓帝國生存下去，第二讓帝國休養生息走向富強，第三，帝國和平統一了，國富民強了，中土這片土壤自然就會開創出新思想新文化這朵璀璨花朵。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新時代的統治階層肯定要尋找到一條適合新時代發展的道路，而做為統治階層的核心中土士人階層理所當然要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出符合新時代發展的，也是更有利於他們生存的新思想新文化。
只要有合適的肥沃的土壤，即便我自己培植不了花朵，我也完全可以想方設法讓合適的人來培植出美麗的鮮花，這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創造一個穩定的國內外政治環境，這是解決帝國深層次矛盾的前提條件。
始皇帝逼迫寶鼎在中土文化統一的策略上做出表態，寶鼎迫不得已，表態了，也把自己的想法闡述清楚了。
始皇帝無法認同。把帝國的存亡寄託在未來，寄託在後代子孫身上，這是一種什麼態度？如果寶鼎不是居心叵測、別有他圖，那隻能說他無能，懦弱，在這件事上消極，退縮。
兄弟兩人爭執起來。
始皇帝決心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帝國的全面統一，讓帝國在自己設計的政治軌道上平穩前進，代代傳承。
寶鼎則認為這一代人的任務是為子孫後代夯實帝國的基礎，結束中土八百餘年的分裂和戰亂，讓中土蒼生在和平統一的環境下安居樂業。至於帝國未來的發展和強大，那是子孫後代的事情，需要子孫後代的聰明才智，這一代人不可能也沒有條件在短短時間內讓帝國長成一棵參天大樹，讓後世子孫舒舒服服地安享榮華富貴。
兩人的觀點、想法懸殊太大，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不歡而散。
寶鼎匆忙離京，趕赴離石要塞。
始皇帝繼續思考，繼續和中樞大臣們商討國策。
兄弟兩人的這次爭論對始皇帝還是有所觸動，這從他非常堅決地放緩發展步伐就能看出來。
始皇帝下令，先在東南戰場上攻伐閩越和東越，由吳王公子高負責糧草輜重的籌集和運輸，由江東鎮戍軍統率司馬斷、麃浚指揮大軍征伐。南海王公子嶠和嶺南鎮戍軍統率楊端和負責策應。
這一仗從五月開始，到九月結束，秦軍征服閩越和東越，在其地建閩中郡。楚國貴族非死即降，小王被俘，楚國滅，傳承數百年的景、昭、屈、項、莊等楚國貴族就此敗落，而流亡的關東諸國貴族比如魏王咎、韓王越、齊太子安、田儋、張良、項梁等人則紛紛逃竄到南嶺大山或者東南海上，杳無音信。
十月，始皇帝下令，東北疆鎮戍軍統率王賁、馮毋擇和李信率軍遠征遼東。
這一仗因為準備充分，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