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點是這本書的關鍵——在今天也很有實用性。21世紀早期，種種力量刺激了人們對生命意義前所未有的探求。首先，貧窮和疾病問題仍然存在，發達國家大部分人都已經擺脫了生存的危機。正如我在第二章描述的，我們生活在物資充足的時代，世界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都無法與之相比。人們不必為生存苦苦掙扎，能夠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對生命意義的探尋之中。如果弗蘭克和他的獄友能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中找到生命的意義，我們無疑也能在生活富足的舒適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意義。
其他力量也在發揮作用。我在第三章提到，龐大的嬰兒潮一代現在達到了人口上的一個里程碑。這一代人的壽命比上一代人的更長，使他們更重視自己的精神追求和重新估量生命的價值。恐怖主義的威脅，讓人們感慨生命的轉瞬即逝，警醒人們尋找生命的意義。同時，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資訊資料氾濫，讓人們有更多的選擇機會。所有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掀起了人們探尋生命意義的熱潮，也刺激了人們尋找概念時代必備的六種能力的慾望。
羅伯特威廉福格爾（RobertWilliamFogel），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我在第二章簡要提到過，稱這個時期是“第四次大覺醒”（FourthGreatAwakening）。他寫道：“精神上（或非物質的）的不公平現在和物質上的不均衡一樣，成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甚至比後者更嚴重。”他的言論和弗蘭克在半個世紀前的觀點一致：“人們有足夠的物質條件生存下來，但是卻不知道為什麼而活；他們掌握了生活方式，但是卻沒有意義。”羅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Inglehart），一位備受尊敬的密歇根大學政治學者，查閱和比較了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眾多國家的政治觀點，發現了一個相似的理念。每次進行世界價值調查（WorldValuesSurvey）時，他發現答覆者更加關心精神上和非物質方面的問題。例如，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58％的美國人說他們經常思考生命的意義和目的，而對物質上的思考卻少很多。在對德國人、英國人和日本人的調查中，也得到了同樣的結果。英格爾哈特認為，高度發達的世界執行規律變化十分微小，“人們的價值觀正從‘物質主義’（強調經濟和物質保障是最重要的）向‘後物質主義’（強調自我表現和生活質量更重要）逐漸轉變。”格雷格伊斯特爾布魯克（GreggEasterbrook），一名美國記者，對這個話題進行了更加大膽深刻的描述：“從物質需求向精神需求的轉變正史無前例地進行著——它波及了成百上萬個人——最終可能會被認為是我們這個時代首要的文化發展。”
不論我們怎麼描述這個時代——“第四次大覺醒”，“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或是“精神需求”——結果都是一樣的。意義已經成為了我們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探尋意義很顯然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你並不能像買食譜一樣有現成的烹飪法——開啟一袋麵粉，加入水，然後攪拌。對於個人、家庭和公司來說，能採取兩種實用的、全面思維的方式開始尋找生存的意義：開始認真對待精神追求，尋找真正的幸福。
認真對待精神追求
麻省理工學院十分重視精神性。正如著名的分子生物學家埃裡克藍德（EricLander）告訴人們的，科學僅僅是瞭解世界的一種途徑。在很多不同領域，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精神性——並不一定指宗教，而是更大程度上指生活的意義和目的——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部分。確實，信念——並不是宗教本身，而是比我們自身更大的、蘊含在某些事物之中的信仰——可能深深印在我們腦海中。也許並不奇怪，這些信念似乎貫穿我們的右腦半球。例如，安大略勞倫森大學（LaurentianUniversity）神經學科學家邁克爾波辛格（MichaelPersinger）進行了一項受人們爭議的實驗，這個實驗使用了一種叫做“上帝的頭盔”（Godhelmet）的裝置。波辛格將這個頭盔牢牢地戴在受試者的頭上，用電磁放射線掃描他們的右腦半球。大多數受試者都反映感覺到了上帝或萬物之主的存在，這個實驗再次證明了，精神上一些神秘的思想可能是我們生物神經系統的一部分。同時，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ofPennsylvania）的安德魯紐伯格（AndrewNewberg）在修女們進行冥思，忘我地宗教禱告與上帝交流的時候，對她們的大腦做了掃描。掃描出來的影象表明，在這個時刻，大腦自我意識的那部分相對來說不太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