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不如德國。中國還儲存著數百萬大軍，有國共兩黨與全國大多數人民的團結，有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可以利用，有強大的蘇聯與世界革命鬥爭可以為援”，因此，中國人民只要“不屈不撓，再接再厲地奮鬥下去，則投降危險必然克服，抗戰必然勝利，建國必然成功，中華民族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注：同上。＇完全可以設想，如果不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抗日武裝和全中國人民的頑強抵抗，致使日本在亞洲連遭挫折，欲進無力，欲退不能的局面是不會出現的。據統計，1941年至1942年，八路軍與敵人作戰24800餘次，斃傷敵偽軍13萬6千餘人，新四軍與敵作戰5300餘次，斃傷敵偽軍6600餘人＇注：宋平：《蔣介石評傳》第424頁。＇。日軍驚呼中共勢力是“華北治安最大之癌”，叫囂“剿滅中共勢力是作為大東亞共榮圈一環的華北的當務之急＇注：胡華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365頁，商務印書館1951年版。＇。”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於第二天就發表宣言，指出：“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全世界一切民主國家將無處不受法西斯國家的侵略，同時全世界一切國家一切民族劃分為舉行侵略戰爭的法西斯陣線與舉行解放戰爭的反法西斯陣線，已經最後地明朗化了。”宣言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任務，如中國與英美及其它抗日諸友邦締結軍事同盟，同時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全國軍隊積極打擊敵人；八路軍及新四軍堅持華北華中敵後抗戰；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等＇注：《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第175頁。＇。
中國抗日戰爭“七·七”事變後不久就分為正面和敵後兩個戰場。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國民黨擔任正面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後的游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注：《華北治安戰（2）》第405頁，東京1971年版。＇。”兩個戰場的出現，及其相互配合，在戰略上形成了對日軍的夾擊態勢，陷敵於兩面作戰的不利地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集中侵華兵力的70％左右，偽軍的100％，對敵後抗日根據地實施“總力戰”，結果仍然以失敗而告終，日軍深深地陷入中國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國人民的反抗迫使日本只能以10個師團的陸軍兵力用於太平洋戰場，而在中國戰場上仍保留著40個師團，這在客觀上，不僅減輕了美、英在太平洋戰場的壓力，也使美、英等國對日作戰贏得了準備反攻的時間。
根據蔣介石的提議，徵得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同意，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國在重慶蔣介石官邸舉行聯合軍事會議，史稱“東亞軍事會議”。
出席這次會議的美國代表是勃蘭特和馬格魯德兩位將軍，英國代表是印度全軍總司令兼東南亞戰區最高司令官韋維爾爵士；中國代表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何應欽和宋美齡（主要是擔任現場翻譯）。整個會議由蔣介石主持。會議的主要議題有三個。（1）、同盟國利用中國之人力問題，（2）、同盟國之對華供應問題（即援華物質）；（3）、保衛緬甸及滇緬路問題＇注：《中共為太平洋戰爭的宣言》，延安《解放日報》1941年12月10日。＇。這次會議一開始，中國和英國就有關問題發生爭執。英國態度十分明確，他們認為在東南亞打日本，為的是保護自己的殖民地，至於中國抗戰的成敗，看不出與英國有何干系。因此，除緬甸問題之外，韋維爾不願涉及其他任何問題。
緬甸是英國的殖民地，是通向中國和太平洋的西大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其戰略地位日漸重要。日本也把緬甸作為其南方防務的西陲，認為佔領緬甸“無論是在切斷援蔣公路，對重慶軍施加軍事壓力，還是策動印度反英的政略和戰略施策上，都具有戰爭指導上的意義＇注：《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541頁。＇。”同時，日本佔領緬甸還可以為其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西部屏障，並以此為基地，西進印度，實現與德國會師中東的計劃。
蔣介石在緬甸問題上的考慮是極為慎重的。在韋維爾的強硬態度下，蔣介石極其剋制地表示：“中、英兩國不可有一國失敗，如果一國失敗，如中國失敗，則英國之印度必危而不保”，“如果英國需要，我國可派8萬人入緬作戰＇注：《新華日報》1942年1月4日。＇。”遺憾的是，蔣介石如此“誠意”，得到的卻是韋維爾傲慢的鄙視，他根本瞧不起國民黨軍隊，說：“如由貴國軍隊解放緬甸，實在是英國人的恥辱。”明確表示：我們只要請貴國能惠允撥借美援物資就可以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