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都住在木板房裡。想想看，這座城市該有多少幢木板房吧。這些俄國的猶太流亡者在形形色色、造型各異的木板房裡，吃飯、喝茶、打牌、賣呆兒、數錢，或者放聲歌唱，或者在這樣的房子裡跟法國人、義大利人、英國人、中國人，組成家庭，共同生活，生兒育女——養育出“二毛子”、或者是“三合水”的混血兒——或叫“古怪的一代”；或者給遠在俄國的親人、朋友寫信，告訴遠方之人，這裡正在下雪，或者正在下雨，或者正在落葉紛紛，等等。
在少年時代，我曾經和這些居住在木板房裡的某個猶太人或者“混血兒”是認識的，是街坊，是鄰居，是玩伴兒，大家在一起和平相處，共同玩耍，並沒有那些有學問的人說的那樣，有什麼“文化衝突”。在我的印象裡，大凡居住在木板房裡的猶太人都很窮，他們應該是真正的流亡者。他們由於生活貧困，經常變賣家裡的東西，皮大衣、鞋、帽子、傢俱、餐具、披肩，等等。他們從事的職業也很雜，餵奶牛、當馬車伕、賣青菜、修汽車、修樂器，在鐵廠幹活兒，等等。我不知道他們的理想是什麼，僅僅是看到他們在平靜地生活著。
是啊，這些發生在木板房裡的普普通通的、不大為人知的故事，正在隨著木板房的消失而一頁一頁地消失著。今天，我幾乎有點看不清那些俄國猶太人的淚水、他們理想的失落、亡親者的悲慼，以及失掉國籍的茫然。他們的故事在他們中間流傳，也在他們中間消失……
當年，在炮隊街（今通江街）、警察街（今友誼路）、埠頭區（今道里區）——特別是埠頭區的沿江一帶，還有埠頭區的八道街、秦家崗（今南崗區）等地，新商務街（今果戈理大街）、松花江街，以及關達基街（今河圖街）、涅克拉索夫街（河清街）、符拉基米爾街（今安國街）、謝爾吉耶夫街（今安廣街）等等，到處都是猶太人居住的木板房和木刻楞的房子。
有人說哈爾濱是一座冰城、雪城，但是，先前的哈爾濱還是一座木板房之城。
在這裡，我要引進一個與“木板房”有關的話題。
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沙皇政府藉此機會，脅迫前來祝賀的李鴻章簽訂了《中俄禦敵條約》（又稱《###》）。依照該條約，中國允許俄國於“中國黑龍江、吉林地方建造鐵路以達海參崴”。簡言之就是，無論是戰時或是平時，俄國人都可以在該鐵路上運送軍隊或軍需品。《###》簽訂後，又相繼簽訂了《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合同》。沙皇俄國不僅取得了中東鐵路的修築和經營特權，而且使這條鐵路沿線的大片土地變成了沙俄的勢力範圍。中東鐵路動工之後，沙俄就可以隨便砍伐鐵路沿線及附近森林，作為鐵路枕木、建築房屋、燃料和其他用材。想想看，如果沒有上述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哈爾濱的這些俄式木板房是不可能存在的。
這些俄式木板房在建築領域有一個“寒冷”的名字，叫“西伯利亞式建築”。而這些“西伯利亞式建築”，最早是出現在哈爾濱的新陽路一帶。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永遠的老木板房（2）
早年，哈爾濱的新陽路（過去叫大同路）一帶被稱之為“偏臉子”。當時，哈爾濱的城市版圖尚小，人走到了新陽路一帶就已經嗅到濃厚的城郊味道了。因此，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稱這裡是平民區，是偏臉子。
這種偏見並不是毫無緣由的。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爆發之後，有相當數量的俄國人由西伯利亞、哈巴羅夫斯克、海參崴流亡到中國境內。這些形形色色、成分複雜、背景複雜的俄國人，有的在綏芬河住下來（並繁衍了一些中俄混血兒），有的則客居在中東鐵路樞紐重鎮一面坡，但更多的人來到了中東鐵路的中心城市哈爾濱。1918年，城市管理當局便把新陽路這一帶的沼澤地，劃給了這些無家可歸的俄國人，作為他們的棲身之所，意在體現一種無償的人道主義精神。這個臨時的家園被有身份的人稱之為“納哈羅夫卡村”，也稱“納哈勒”——意為流浪漢、流氓、無賴居住的地方。
納哈羅夫卡村的木板房，雜亂地建在高地上。有趣兒的是，這些簡陋的木板房仍然頑強地保持著俄式的建築風格。不錯，家，是最能體現個人意志與情感的。
由於沼澤地上無路可走，俄國人只好在這些木板房的房與房、房與街之間搭建一些錯綜複雜的棧橋通行。後來，由於這裡的居住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傾倒大量垃圾和殘土，才使得這一帶有了街道的輪廓——即原始的街路。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猶太流亡者也相繼來到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