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趣引向“政治小說”。由於受到日本小說的啟發（這篇序言是梁
啟超為譯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寫的導言），梁啟超想當然地對外國小
說的起源和聲望作了強有力的描寫：①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
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輟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
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伕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
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
為功甚高焉。
晚清關於政治小說的經常被人引用的觀點見於梁啟超 １９０２ 年發表在《新
小說》上的著名論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他引用外國的例子，力主革
新小說為革新一國人民之關鍵。創造一種新小說可以在國民生活的一切方面
——道德、宗教、習慣、風俗、學識和藝術，甚至民眾性格——發生決定性
的影響。除了列舉小說對社會的廣泛影響以外，梁啟超還在這篇論文中集中
指出小說的四種基本感化力量，即對讀者的“燻”“浸”“刺”和“提”的
作用。他特別強調“提”的意義，即將讀者提高到小說主人翁的水平，向他
學習。但是這些值得中國人學習的英雄不能從中國歷史中尋求，而必須從西
方歷史中去尋求：對中國人來說，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華盛頓、拿破
侖、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許多現代愛國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啟超
曾經為這些人物寫過傳記。
嚴格地說，嚴復和梁啟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學家。在他們看來，文學——
特別是小說——要為其他的目的服務：喚醒中國人民。梁啟超著手寫過幾部
① 此處和前面引文的譯文見夏志清：《新小說的倡導者嚴復和梁啟超》，載阿黛爾？A。裡基特編：《從孔
子到梁啟超的中國文學觀》，第 230—232 頁。
小說，但是一部也沒有寫完。他們對文學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學評論，
而只能被看作社會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獻。
儘管嚴復和梁啟超兩人都深受中國“偉大傳統”的影響，但都反對這個
傳統近代的衰朽狀況：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沒有意義的散文
寫作方法，其中充滿了高談闊論的治國平天下之道，但仔細一看，只不過是
淺薄的老生常談。由於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階的”通俗體裁具
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緩。不過在普及這個領域中，嚴復的貢獻不及梁
啟超。嚴復仍用典雅的、博學的文言散文翻譯斯賓塞、赫肯黎和 Ｊ．Ｓ．穆勒的
著作。他雖然提倡小說，卻不願對“民眾的欣賞力”作任何讓步。相反，梁
啟超卻更能汲取民眾的和外國的語彙。他的文章是寫給廣大讀者看的。①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梁啟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為、譚嗣同和嚴復等
人——和市民階層之間起了橋樑作用。沒有梁啟超在大眾傳播方面的開拓成
就，嚴復的翻譯和一般的維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麼廣泛的影響。
梁啟超極力提倡新小說，還代表他政治立場的巨大轉變。百日維新失敗
以後，他幾乎把注意力完全轉向中國社會；他試圖設計一種新的社會集體
（群）的藍圖，由此而構成現代化的中華民族。梁啟超關於“新民”的著名
概念雖然和精英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絡，本質上卻是群眾性的，目的在於改
造整個中華民族。按照這一新的指導思想，無論梁啟超是否出於他對明治維
新經驗的知識，他鼓吹小說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啟超和後來
的胡適不同，他對語言問題本身並不感興趣，而是關心對讀者的影響。他所
說的小說的四個特點和作者無關，也和文學本身的特點無關，而僅僅是關於
讀者的。
雖然梁啟超在使小說成為一種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勞，但他和晚清小說
的文學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