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甚至就 ２０ 世紀的中國來說，令人遺憾的是仍然沒有完整的或可靠的全國
經濟統計資料。北京政府的農商部確曾發表一系列年度統計表（農商部：《農
商統計表》，上海，１９１４—１９１９ 年；北京，１９２０—１９２４ 年）。１９１４ 和 １９１８
年的統計表相對來說比其他年份好；從整體來看，這種資料是估計而不是核
實的調查的產量。例如，全國鐵路的統計報表也公佈了（交通部：《政府鐵
路統計表，１９１５—１９３６ 年》，北京，１９１６—１９２８ 年；南京，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
當然，外國管理的中國海關每年都發表通常是極好的對外貿易統計資料。在
蕭亮林（音）的《中國的對外貿易統計，１８６４—１９４９ 年》中，海關統計資料
直接用原始資料有效地核對過。但是一般來說，中央政府在 １９２８ 年以前太
弱，太無效力，不能做出有組織的全國性努力去收集經濟資料。
隨著國民黨國民政府的建立，統計情況多少有所改善。財政部 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 年的年度報告是僅有的曾經發布的中國全國財政的真實報告（財政部：
《第 １７、１８、１９、２１、２２、２３ 財政年度的年度報告》，南京，１９３０—１９３６
年）。關於 ３０ 年代的農業統計資料，包括土地面積和產量，由實業部中央農
業實驗所編制，並見於其月刊《農情報告》（１９３３—１９３９ 年）。這些估計，
連同 ２０ 和 ３０ 年代卜凱個人在中央大學農學院主持的著作，大概就是可以得
到的中國農業的最好資料（卜凱：《中國土地利用：中國 ２２ 省，１６８ 地區，
１６７８６ 田場及 ３８２５６ 農家之研究，（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其第 ２ 卷是卜凱的 ４７５
張統計資料）。我們能得到詳細工業統計資料的唯一一年是 １９３３ 年。這些資
料是劉大鈞為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所作一項大規模調查的成果（劉大鈞：
《中國工業調查報告》，３ 卷）。劉大鈞的資料不包括滿洲和滿洲以外的外
國在華工廠。不過，可以得到日本對滿洲工業的調查資料（約翰？揚：《南
滿鐵路會社的調查活動，１９０７—１９４５ 年：歷史和書目》）。對在華的外國工
業也有許多估計，但沒有一種趕得上劉大鈞的調查。除了政府主持收集的統
計資料外，還有可靠但卻零散的私人收集的資料，從事這項工作的，在天津
有南開經濟研究所（主要是物價資料，見《１９１３ 年—１９５２ 年南開指數資料匯
編》）；在上海有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出版兩種文字的月刊《經濟統計月
志》，１９３４—１９４１ 年）。收集的上海物價指數見於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
所：《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彙編（１９２１ 年—１９５７ 年）》。
儘管這些資料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大大超過 １９２８ 年以前的資料，但國民黨
時期的經濟統計資料缺點仍然不少，部分原因是中國在政治上仍遠沒有統
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經濟活動仍然是在市場交易之外進行的，因而難以計
量；最後還因為統計工作在技術上依舊落後。但是，甚至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的相
對不足的資料，如果和此後能得到的資料相比，也是天賜之物。戰爭和內戰
對收集統計資料部門的損害並不比對行政機構其他部門的損害小。就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 年來說，且莫說財政金融統計資料，任何種類的微觀資料都很缺乏，而
且不可靠。張嘉璈的《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１９３９—１９５０ 年》一書包
括的資料只不過是作者所能得到的，他是中央銀行的總裁。
我這裡特別提到的統計書刊當然只是一些例子。還有更多的書刊——例
如，實業部和南京政府外貿局的出版物，或為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準備的
農村調查資料，以及中國地質調查所發表的中國本土及滿洲的廣泛礦產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