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行鄉里，恣意蒐括，與盜賊無異。侯覽公開霸佔農田118頃、民宅381所，仿照皇宮修建了豪華住宅16區。他還指使人攔路搶劫，破人房屋，發掘墳墓，擄人妻女，到了無惡不作的地步。其兄侯參做益州刺史，蒐括的錢財以億計，金銀、錦帛、珍玩裝滿了三百多車。張讓、趙忠等人對民脂民膏的蒐括也十分貪殘。在外戚、宦官的輪番掠奪之下，老百姓飽受磨難，日子越來越難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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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東漢社會面貌（3）
外戚、宦官的交替擅權，還打破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相對平衡，引起了新的矛盾和鬥爭。特別是宦官勢力的發展，阻礙了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升遷，堵塞了一些作為官僚後備軍的太學生的仕進之路，更在這些人中激起了不滿。宦官的黑暗統治加劇了社會矛盾，加深了東漢統治的危機，也使不少官僚（主要是其中的硬直派）和太學生憂心如焚。於是，在士大夫中頗為流行的清議由品題人物轉為公開抨擊朝政，特別是抨擊當權的宦官，造成強大的輿論聲勢。順帝時，太學生已多至三萬餘人，太學自然地成了清議的中心。太學生們的活動又得到了朝野上下官僚、士人的全力支援。宦官集團對此恨之入骨，於是憑藉皇帝權力實施打擊，先後導演了兩次“黨錮之禍”。
第一次發生在桓帝延熹九年（166）。當時，司隸校尉李膺是反對宦官的核心人物，太學生們對他極為推重，在他們中流行著“天下楷模李元禮”的讚語。李膺曾利用手中權力無情打擊宦官黨羽。如張讓的弟弟張朔做野王縣令，貪殘無道，甚至虐殺孕婦。後懾於李膺威名，逃還京城，藏在張讓家中的活動柱子裡面。李膺得知訊息後，親率部下，破柱取朔，下獄處死。“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不久，李膺又將教唆兒子殺人的宦官黨羽張成逮捕處死。宦官瘋狂反撲，指使人上書誣告李膺等“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桓帝便將李膺等二百多個“黨人”下獄治罪。第二年，這些黨人被赦免回家，但禁錮終身，不準做官。
這次事件發生後，士大夫並沒有屈服。他們把那些不畏懼宦官勢力、被認為正直計程車大夫，分別加上了“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美稱，以為效法的榜樣。清議的浪潮有增無減，這樣就發生了第二次“黨錮之禍”。靈帝建寧二年（169），山陽督郵張儉上書告發侯覽家族的罪惡，請殺侯覽，被侯覽阻攔，張儉便將侯覽資產就地沒收。侯覽惱羞成怒，唆使人誣告張儉與同郡24人連結為黨，圖危社稷。朝廷於是大捕黨人，李膺、杜密、範滂等百餘人入獄，後相繼死於獄中，被牽連而死、徙、廢、禁的又達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再次逐捕太學生千餘人。熹平五年（176），宦官又慫恿靈帝下詔，禁錮黨人的門生、故吏和父子兄弟。這一次黨錮事件，延續了十餘年之久，直到黃巾起義爆發後，黨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學生反對宦官的鬥爭，在某些方面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的，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正義性。但歸根結底這是統治階級內部爭奪權利的鬥爭，它使政局變得更加錯綜複雜。而黨人的被殺或禁錮終身，表明東漢政治越來越黑暗，政治危機更加深重了。
桓帝、靈帝時，東漢統治集團已腐朽到極點。桓帝后宮宮女多至五、六千人，服侍這些宮女的奴役又二倍於此。為維持寵大的消費，桓帝將加在人民頭上的口賦（人頭稅的一種）從過去七歲才開始繳納改為從一歲起即開始繳納，田稅也一畝加了十錢。靈帝開西邸公開賣官，二千石官二千萬，四百石官四百萬，關內侯五百萬，縣令長按縣土豐瘠各有定價，富者繳納現錢，貧者可予賒欠，到官後加倍繳納。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在西園內造了一個萬金堂，將賣官所得聚為私藏，還在小黃門、常侍家中各藏寄了數千萬，並在河間買田宅，起第觀。靈帝曾想讓羊續做太尉，太尉屬三公，當出錢千萬，誰知羊續拿出一件舊棉襖說：“我家中只有這個！”靈帝得知後很不高興，羊續的太尉也就沒有做成。靈帝為修宮室、鑄造銅人，特下詔每畝加稅十錢。還變著法兒尋歡作樂，曾在後宮仿建了一個市場，讓宮女擺攤賣貨，互相盜竊爭鬥，靈帝自己也穿上商人服裝，與之飲宴作樂。又在西園玩狗，給狗戴上文官的帽子；駕上四頭白驢，親自拿著韁繩操縱，驅馳周旋，以為大樂，公卿貴戚轉相仿效。庸俗無聊，沉迷墮落，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導言——東漢社會面貌（4）
漢王朝前期與邊境各族建立的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