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雙兒女在瞭望臺下的黃泥巴小土屋裡來到了人間。兒女們在瞭望臺上的哨兵的說話聲，和瞭望臺頂上的風吹紅旗嘩啦的響聲中長大成人。他們由蹣跚學步的幻兒，成長為有膽有識有主見的成年人。他們是喝界河水長大的。兒子志在大漠，成為塔克拉瑪干大漠石油開發大軍中的一員。女兒單人獨馬走南方，到廣西農墾大學裡當新聞專業的大學生去了，我依然在瞭望臺下的小土屋裡辛勤筆耕，終於有許許多多小花兒開遍了天山南北的大漠和草原。然而人也在瞭望臺下的黃泥巴小土屋裡變老了。在自然法則的作用下，我由一位黑髮青年變成了一個 "；要地方支授中央”的禿筆翁。
我家的瞭望臺下的黃泥巴小土屋，就如同一座國際時局的觀測站，風雲變幻的晴雨表。1962年戰爭狀態籠罩100裡邊防的時候，一批批邊防軍戰士，手上端著上了刺刀的閃著寒光的鋼槍，押解著一群群被蘇聯遷返的越境犯，從我家的瞭望臺下的黃泥巴小土屋門前走過。那時候，邊境地區沒有汽車代步，邊防軍戰士押解著越境犯要步行20多公里到邊界縣城。當時邊境上流傳著這樣幾句話：”越境犯，大壞蛋，勞改三年試試看。” 因此，每當我看見被槍桿子押往內地的那些被蘇聯遷返的越境犯人，就會想到他們是要去勞改的。那些被蘇聯遷返的越境犯人，一個個面無表情，低垂著腦袋，看著自己的腳尖走路。他們除了身上穿著黑布棉衣之外，別無他物，每一個人都是空垂著兩隻手。他們一個個彷彿都害怕抬頭看見了瞭望臺頂上的那面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
"；伊塔事件”發生後的那年冬天，從我家瞭望臺下的黃泥巴小土屋門前，被邊防軍用槍桿子押著走過去的越境犯人，每隔三五天就有一群。每一群都有幾十人。好象持續到了第二年春天。當時我就想：這些人為什麼要越境？為什麼要判國？我就不覺得蘇聯那邊有什麼好！
如今，騷亂的邊境安寧下來了，緊閉了30年的海關大門重又敝開了，界河兩岸平靜了，就連天上的飛機也不越界了，地上的探照燈也不侵犯我方夜邊界了。於是，瞭望臺上便常有豪放的笑聲，從我家的黃泥巴小土屋頂上成串的墜落下來，掉進了我的耳朵裡，落到我的心田上。於是，我常常站在瞭望臺下的小土屋門口，看著一批批嬉笑顏開的國內外賓朋，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在我家的瞭望臺下的小土屋門前走來走去，或指點江山，或談笑風生。
每當國內外賓朋從瞭望臺下我家的小土屋門前走過時，都會投來一束束羨慕的目光。我領會那些羨慕的目光。那分明是在說：”這一戶人家住在這裡真是榮幸！”於是，我越發的暗暗自豪和慶幸了。
我家的瞭望臺下的小土屋哦！又如同一面紫銅鏡，映照著邊境上的變遷！”
我家的小土屋背西門朝東。座落在界河岸邊。被稱作西北邊境第一家。站在小土屋門前，可將邊境小鎮盡收眼底。
1962年中蘇兩國關係惡化，邊境被劃為 "；禁區”。海關關閉，外貿撤消，人去屋空。瞭望臺下的小鎮，一片荒涼孤悽。一條由瞭望臺下的，我家的小土屋門前東伸的黃土路，由於幾乎斷絕人蹤，也慢慢的與戈壁混為一色。邊界上除了不多的邊防軍和兵團值班戰土騎馬挎槍來回活動之外，再無一個老百姓。
1963年邊境小鎮開始重新建設，新疆兵團的軍墾戰士開進了邊境禁區。他們挖渠道，平溝塘，築水庫，墾荒地，修路架橋，植樹造林，建設家園。經過30多年的不懈努力奮鬥，終於建成了有祖國西北”小江南”之美稱的現代化國營農場。
如今，從瞭望臺上看去，百里邊境，田成方，林成網，條條水渠載著薩吾爾山的冰峰雪水，在綠柳林中歡快地流淌。高山人工湖裡，金鯉跳躍，小船飄蕩。8萬多畝自壓噴灌農田，豔陽映照著雨絲兒，雲騰霧繞，滋潤嫩綠的禾苗。瞭望臺下的新村，雞鳴犬吠聲，各種車輛的馬達轟鳴聲，幼兒園裡兒童的戲鬧聲，學校裡的琅琅讀書聲，邊防軍的操練聲，廣播電視的樂曲聲，從綠樹林中騰上樹梢頭，打幾個旋兒，在藍天白雲下匯聚成一支歡快的協奏曲，響徹太空。
現如今，瞭望臺下的邊境小鎮，充滿了活力。
一座高入雲端的邊境瞭望臺，取代了昔日的那個黑不溜秋的木架子瞭望臺。瞭望臺頂上 的五星紅旗和嗒面上的八個紅漆大字 "；提高警惕保衛祖國”交相輝映，在萬綠叢中金光耀眼。
1990年，一條從瞭望臺下的我家的小土屋門前東伸的瀝青公路，取代了昔日的黃塵土路。1992年，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