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決定編譴北伐軍入蒙。
整個招待會更像是為袁世凱大總統歌功頌德的遊園會，到場的無論是賓客還是官員，這個訊息本身的意義並不在乎，僅僅把所有目光都聚焦在發起北伐壯舉的人身上。大家都不失時機大放讚詞，一時間將袁世凱捧成中國唯一的救星。
不得不承認，袁世凱這一決定確實負擔著極其沉重的壓力，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也有非凡的意義。在廣東戰爭之前，袁世凱一心一意都把目光鎖定在國內，他的大思路就是一定要先穩定國家內部的裂痕，而為了完成這個的大目標，甚至可以放棄和犧牲很多國家利益。可是在廣東戰爭之後，一戰徹底把袁世凱打醒了過來，他著實沒料到自己引起為傲的北洋軍已經難堪重任，地方軍閥的實力大大超乎想像。
雖然袁世凱內心很憂慮也很失望，但好在他大風大浪熬到今時今日，自己手裡掌握的大權依然還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優勢。因此，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北洋軍與地方的關係，“強硬”可是一種原則和風格，可未必是一如既往的手段。就好比在應付廣東戰爭的事情上，無論如何吳紹霆是自己的眼中釘，但這個釘子刺入的太深，貿然拔掉只會傷及本身，所以強硬在這個環節上是絕不可為。
既然之前的大思路行不通，袁世凱也不會固步自封、坐以待斃。他雖極不情願在這個時候開罪於列強，畢竟這個國家還太年輕、太脆弱，很多方面反倒還需要仰仗列強的支援。但在這個時候，一方面必須彌補廣東戰爭造成的失利陰影，儘量彌補北洋軍丟失的威信，另外一方面權衡這次戰爭的預測，總之是利大於弊。因此北伐蒙古是勢在必行。
就在記者通傳招待會結束後不久，總統府派人來到國賓招待所，將安排在六月六日的國務院新聞釋出會的訊息通知了吳紹霆。雖然派來的人並沒有說的太直接，但吳紹霆心裡很清楚，袁世凱是希望自己在這次正式釋出會上兌現諾言，公開發表支援北洋政府的言論。
讓吳紹霆感到頗為欣慰的是，袁世凱並沒有強制要求自己公開發表言論的措辭，至於演講稿完全是由他個人來自行安排。當然，不管怎麼樣，這次公開發表支援言論對他來說只是一次作秀，所以原則上還是要給足北洋政府面子。他將這件事交給王長齡，好歹對方跟了廣東將軍很多年打副手，這點文職能力還是不在話下的。
轉眼到了當日，總統府派來一輛小轎車迎接吳紹霆前往釋出會現場。
場地就設在懷仁堂大門口的小空地上，佈置的雖然沒有授勳儀式上那麼莊嚴，但好歹有規有模、有板有眼。主持這次釋出會的人並不是總統府秘書長，也不是陸軍部的幹事，而是外交部長陸宗輿。
陸宗輿，字閏生。浙江海寧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曾任清政府奉天洋務局總辦兼東三省鹽各使、交通銀行協理、印鑄局局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財政部次長、總統府財政顧問。1913年底任駐日公使。1916年後任交通銀行股東會長、中華滙業銀行總理。在段祺瑞指使下，與曹汝霖、章宗祥勾結，出賣國家主權，向日本大量借款，承認其在中國山東的特權，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被免職。1925年後任龍煙煤礦和鐵礦公司督辦。抗日戰爭爆發後寓居北平。曾任汪偽政府行政院顧問。
近代中國的外交人物大多是悲劇性質，可以說每一個外交界的中國人都是才高八斗、滿腹經綸，可惜出生在一個貧弱的國家裡，始終無法實現自己的才華。這些外交人士與中國海軍有異曲同工的淒涼之處。他們身在其職，難免不要思前顧後，外交談判桌上並非不竭力力爭，而是爭無可爭。
陸宗輿便是這樣的典型人物，他半輩子都是庸庸碌碌，唯一藉助時運當上了國務總理，可惜又讓參議院看不起。就算在代表北洋政府與日本人談判簽署《二十一條》時，他也不過是北洋政府推出來的一個棋子罷了。巴黎和會之後，他與曹汝霖、章宗祥一起被抨擊為賣國賊，甚至在家鄉海寧縣也被決議開除鄉籍，並通電全國。
雖然這些外交官員多多少少負有責任，但絕不應該負主要責任，因此淪落到這樣的地步是有太多的冤屈。弱國無外交，這句話是近代中國外交人士們含血含淚所應證的事實，可是那些狂熱的學生、青年、工人等等，他們何嘗有過換位思考？
在釋出會正式開始之前，陸宗輿特意找到吳紹霆，帶著幾分認真提醒道：“吳將軍，之前沒有來得及跟您做交代，這釋出會還有十分鐘就開始了，畢竟是面向全國的通告，由不得咱們有疏忽。待會兒還請吳將軍稍加註意一些語氣和措辭，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