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存畏謹之心。當擇內臣十人，充經筵支應，以伺候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再者，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今之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今後當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司馬光聽得出神，連連點頭：正叔思慮精細，富經筵之才智，當以經筵之責付之。
蘇軾卻聽得瞠目結舌：濂溪先生門下，有此世外人耶？如此看管罪犯似的管柬皇上，能行得通嗎？邇英殿不是村野私塾，經筵官不是村野私塾裡那些手執教板的孩子王，真是烘冬而迂腐！再說，十八年前，王安石任經筵官時，曾主張“講者坐”，為爭得一把坐椅，鬧得邇英殿沸沸揚揚，結果，王安石窩脖，還得站著講。今重複王安石之所為，不是自討沒趣嗎？
程頤的神情更為激昂：“其二，王安石的著作文字，如《三經新義》、《字說》者，皆離經叛道之說，貶辱古賢，自尊一家，行於學館，立異科舉，蠱惑學子，流毒天下，當明令禁絕，付之一炬。
“其三，王安石黨羽，遍佈朝廷，其同情盲從者，州縣如螞。除惡務盡，以免死灰復燃。業計千秋，萬不可有婦人之仁。以上所思，供司馬公參酌。”
司馬光的神情已不似程頤開始談論那樣情急有力，並立即把注意力移向蘇軾：“子瞻，該聽你的高論了。”
蘇軾正在琢磨著程頤關於“禁絕王安石著作文字”和“除惡務盡”的激烈言論，突然覺得這位“理學大師”的心結走向，與王安石並無二致，只是比王安石的“躁進急行”更為呆板，更為殘忍罷了。王安石之失，在於容不得不同政見，動輒以貶逐為懲，以自己之意判定官吏優劣。難道司馬君實也要再走王安石自毀的道路嗎？他心頭壓不住對程頤自居師道的反感和厭煩，便藉著司馬光的詢問開了口：“蘇軾自登州來京，田夫野老皆談論司馬相公，婦人孺子皆為司馬公入京而歡呼傳頌，沿途黎庶擋車斷道、相聚呼號寄語者三次：”寄謝司馬相公，毋離朝廷，厚自愛，活我百姓‘。蘇軾為君實之得民心而歡慰，亦為民心之擁戴君實而高興。其所以然者，’變法‘苦斂百姓，使黎庶不寧；’變法‘以錢為是，使道德失落；’變法‘官商勾結，使官衙成了貪黷之所。民心寄希望於君實，盼望能有個清廉、公正、安居樂業的日子。蘇軾今日在京都所見，民心民願亦為正直、奮進、自強靈魂的失落而悲哀，為萎靡、顛狂、醉生夢死的世風而絕望。京都東角樓街有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是京瓦’講史‘大師，名叫曾無黨，說了一句極好的話：“司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講啊’……”
程頤在傾耳靜聽著，似已被蘇軾深情地反映民心民情感動。
司馬光點頭嘆息：“民之所望不算高，光知‘變法’之害，光亦知道德失落之災，光更知追回華夏高尚壯烈靈魂之難。光心之所懼，懼於朝政毫無轉機，再使天下黎庶失望。若民心再度失落，大宋社稷只怕真的要沉淪了。”
蘇軾舒懷直言：“司馬公恕蘇軾口無遮攔：公幾個月來所行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民望，無可疑也，故黎庶頌之，百官仰之。‘新法’為虐，病民害國，勢在必改，惟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輕決。差役募役，各有利害。募役之害，揞斂民利，十室九空，錢聚於上，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骨，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願公良思。”
司馬光神情愕然：“著如子瞻之言，計將安出？”
“司馬公志在‘革故鼎新’，則應放眼各朝各代，兼蓄優長。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
司馬光默而不語，低頭沉思。
程頤卻神情驚詫，心裡狐疑：“革故鼎新”難道可以“相因”王安石的法度嗎？難道能夠因“民不驚”而自縛手腳嗎？蘇軾與司馬君實之所思，相歧分明啊。
蘇軾進一步申述自己“法相因則事易成”的看法：“司馬公明察。有人專欲盡罷‘熙寧之法’，以圖創新，不復校量利害，則可能事與願違，欲東而西。舉例言之，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實出於介甫的過激自專。介甫之文字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介甫卻欲以其文同天下，能辦得到嗎？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介甫之同也。”
司馬光仍在沉思不語。蘇子瞻之論，不是沒有道理。介甫制定之法，是自己臆想的嗎？也是“相因”歷史上各朝各代的變革方略而成，因而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