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他一邊“日呀，日呀”地說著，一邊舞動他那心安理得的三角尺，在黑板上畫下一條深刻的垂直線或一個如意的三角形；他舌頭頑強地捲起所發出的“日呀”聲，使我無法聽進他講的內容，要麼思睡，要麼想笑。
不久，在我們學習“日呀，日呀”聲的愉快中，小顏收到了賀敬之的回信。賀老批改了小顏的詩（那是小顏寫的一首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抒情詩），讚揚了他寫小說的熱情，但要他加強學習“八個革命樣板戲”的“三突出”寫作法，尤其要學習江青同志的革命文藝思想。這回信也使我備受激勵，彷彿這部烏有的小說幾天之內就會寫出並即刻發表。接著小顏又一鼓作氣寫了２０多封給出版社的信，而我卻不知何故（或許是一種臨時的急躁吧，但已忘了）一氣之下撕掉了這些信封。
我們以三分鐘的熱情推進《校園之歌》，不厭其煩地為小說中的角色取名字，取名的快樂整整持續了一天。“李強、宋玉、張健……”這些無中生有的名字從來沒有走進過海市蜃樓的《校園之歌》。為了寫一個開頭，我們折騰了半天時間，半個月後，就一無所獲或一團亂麻地停在那裡了。但已經情同骨肉的兩個少年的友誼卻補償了這個並不重要的痛苦。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四、初中的逗號（3）
“這也是詩嗎？太可笑了……”一位年輕的政治老師在一天夜裡讀到我寫的一首七言古詩。
這一夜我的確覺得自己可笑，甚至寫詩也變得是一件可恥的事。老師的嘲諷使我對詩歌第一次產生了一種痛苦的認識。隨著年齡增長，我知道了人們可以從事任何職業，社會也提供條件，開辦學校訓練出成千上萬的職業人才使之成為合法的謀生者。但詩人沒有這個條件，沒有詩歌學校，也沒有詩人這個職業，連*都是職業。詩人是天生的，是唯一不能透過學習去當的。成功的詩人猶如大英雄，教科書會慷慨地把他們追認為半人半神，就像李白、龐德、波德萊爾……。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遭到非議、侮辱、憎恨和厭惡。就像這位老師（或所有的老師）一樣，他以本能的“政治”企圖扼殺一個詩人的成長，扼殺他初露的自由的光輝。他扼殺的接力棒將傳給第二個、第三個……人，對一個詩人的扼殺是他們畢生的事業，他們會勤勤懇懇為此終其一生。
但“自然母親”４０歲年華的一面也向我敞開。她一上課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和一群少年恰若置身於“自然母親”慈愛的懷中，傾聽她那喃喃低語。她常在家讀舊小說，偏愛俄羅斯文學，最喜歡的作家是屠格涅夫。她曾將屠格涅夫寫的一本小說《春潮》借給我和小顏。
幻美是生活的翅膀。６年後我已乘著這翅膀自由飛翔（飛向巴縣農村當知青，飛向廣州外語學院英語系，飛向今天……）。一切都已死去，那過去了的已變為親切的回憶……我那時太小，無依無靠，敏感慌張。我是在母親“下午教育”下長大的，所以特別需要友情。我的初中史就是一部友情史，那小小的“逗號”從此朝著前走，尋覓著可能的友情的契機。“友情”這個平凡而又偉大的詞語，我已選中了它，遵循了它，服從了它，這是我的幸運。如果有一天我不需要它了，或許我就“成熟”了；但對友情的需要就是文學本身的需要（我後來的文學經歷證明了這一點，即寫作的目的只是為了尋求一個或兩個知音），除非某一天我放棄文學，那麼那一天我就放棄友情。詩人，不管是抒情詩人還是反抒情詩人，是現代派還是後現代派，他們的內心是相通的；他們肯定渴望有一個朋友，一個可以訴說、可以傾聽，甚至可以“虐待”的朋友；他們願意為他付出感情，也願意接受他施予的感情。
而我在中學時代，對小顏、小唐，甚至三蛋所欠下的感情債務一直到１９８４年才終得以償還。這一年冬天，我在一個冷得直髮抖的夜晚寫出了《唯有舊日子帶給我們幸福》。那是一首我送給這三位少年的詩，尤其是送給那位“黑膚少年”——小顏——昔日的重慶第１５中學的小詩人的詩。一份遲到的禮物終於肅穆地抵達了那早已作古又令人心醉的《校園之歌》。
我的舊友小顏先於我開口說話，卻引起我最初的表達願望。由於我更急躁地到來，他像一位“大哥”獻出自己，又退出了自己；我的聲音很快覆蓋了他，也犧牲了他。這一切讓我想起來非常難過，但它如此神秘，只能聽天由命，誰讓我對幸福和溫暖有如此巨大的爆發力和佔有慾呢？我曾是多麼貪心地向他剝奪感情，他最心愛的書全被我以“小弟”的名義奪走，他的“信封”被我撕毀，甚至我還巧取了他一條漂亮的皮帶和一件緊身外套。後來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