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夜升起在我小窗前
喚醒記憶出奇不意的“鐵條”，我們生活經驗中一個熟悉而“親切的”詞彙，在這裡，它帶著一種近乎殘忍的極樂（beatitude）刺入我們歡樂的心中。
“鐵條”和愛情和受難和我們日常性的束縛和“偉大的”政治糾纏在一起。這樣的抒情詩（或愛情詩）當然會在人們的心中一石激起千層浪。這“雨夜”中的“鐵條”正好就是人們內心珍貴的鐵條、幸福的鐵條，它已昇華為一種普遍的英雄象徵——當一個人即將成為烈士時，他會含著這個象徵（或這個崇高的微笑）從容地面對死亡。
“娜娜”式的愛情或“雨夜”式的愛情成了被壓抑的人民心中至高無上的偶像（這壓抑指６０—７０年代），一個我們自己才能理解的神話。即便像趙一凡這樣研究西方後現代的學者，也會在哈佛大學的學生咖啡廳裡，隨著《娜娜之歌》的插曲開始他“昔日重來”的精神漫遊或“用網捕捉我們的歡樂之謎”的漫遊。但這個神話，宇文所安認為是應當避免寫出的。他說：“這種傷感正是現代中國詩壇的病症，較古典詩歌中令人窒息的重荷更為不堪忍受的欺騙。在現代中國，這種病症出現在政治性詩歌中，也在反政治性詩歌中出現。”宇文所安：《何謂世界詩歌？——對具有全球影響的詩歌之期望》，《傾向》，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真的應當避免寫出嗎？其實這是一首具有典型中國政治現代性經驗的詩歌，它有著十分特殊的中國語境，而這個語境是宇文所安絕對不能理解的。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必須指出，即“政治性”是中國文學和詩歌自古以來的一個深遠傳統。吉川幸次郎也反覆說過：“中國文學以對政治的貢獻為志業，這在文學革命以前，即在以詩歌為文學中心的時代就已是這樣。詩歌的祖先《詩經》是由各國的民謠及朝廷舉行儀式時所唱的歌組成的，後者與政治有強烈的關係，自不用說，前者也常常有對於當時為政者的批判，這成為中國詩的傳統被一直保持下來。被稱為偉大的詩人的杜甫、白居易、蘇東坡等，也是因為有許多對當時政治持批判態度的作品才成為大詩人的。一般來說，陶淵明、李白對政治的態度比較冷淡，但大多數的中國評論家又說，其實二人都不是純粹的不問世事的人，他們也有對當時政治的批判或想參與政治的意圖，這是符合事實的。當然，這並不是說沒有隻寫個人情感的詩人。但這些都是小詩人，不會給予很高的地位，這是中國詩的傳統。”（吉川幸次郎：《中國的文學革命》）因此，我認為，討論北島早期詩歌的政治性，應該將其置於這個偉大的中國傳統中來進行，而非簡單的否定。
今天派的詩歌形式與俄羅斯的現代詩歌形式更相契合（雖然也受了一些西方詩歌影響）。俄羅斯的現代詩與西方的現代詩是不同的，帕斯捷爾納克、曼德爾斯塔姆、茨維塔耶娃，他們寫的不是西方所謂的“世界主義詩歌”，而是有一個鮮明的蘇聯社會主義背景。他們首先要用詩歌解決個人生活中每天將遭遇的嚴峻現實政治問題，為了突破“政治”、歌唱自由，他們不惜用盡一切“細節”、一切“速度”、一切“超我”，像一隻真正泣血的夜鶯。西方詩人從某種意義上說已超越了政治而專注於最普遍、最基本的人性本身。正如一位作家所說：“帕斯捷爾納克是蘇聯的作家。而索爾·貝婁不僅僅是美國作家，也是全人類的作家，他越過了地緣政治這一概念，在作品中表現出了對全人類的所有人性問題的關注、理解和同情。”而今天派的背後同樣有一個社會主義背景，俄羅斯詩歌自然而然成了它的姐妹。從這一點上說，今天派是那個時代的必然產物。勿用置疑，同樣的內容、同樣的背景，當然就採用同樣的形式。
時至今日，當我們回憶起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中，今天派最活躍的那段歷史時，我們仍然不覺驚歎：今天派帶給我們的神話是罕見的，也是永遠的。它透過幾個人，一些詩就完成了對一個偉大時代的見證。
而今天派之後的中國詩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詩是作為一種已經完成的社會華麗儀式和莊嚴儀仗而創造的。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光榮才會有它應有的地位。”（馬拉美）中國詩歌在經歷了今天派詩人的“華麗儀式和莊嚴儀仗”後，它的光輝暗淡了、隕落了。“我們這個時代，詩人是對整個社會*了。”（馬拉美）早在１９世紀末，馬拉美就宣告了這一點、預言了這一點。也正如葉芝所說：“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今天的詩人只是一個生活的旁觀者或一個孤獨的掘墓人，要不就是一個高科技時代的“笑話”或一個２０世紀最後的堂·吉訶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