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善而已，而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是因為能夠忍受那些不能忍受的。堯舜是孔門中的聖人，既然仁心相同，那麼人人都可以做到堯舜的境界。
孟子又將他的仁心之論推而廣之，貫徹到政治理念之中，認為仁政者可以不忍之心施行“推恩”之政，從一個小的諸侯國直到全天下，不過如此而已。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從這一點即可看出，孟子的政治思想仍然源自於先師孔子。
孟子的仁政，也是教養兩個字。不過，他的養民之論在先秦還是絕無僅有的，而且事無鉅細，比孔子的論述更為深切而詳盡，譬如讓君主節制用度就有這樣的勸告，“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謂之“裕民生”；“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此為“薄賦稅”，另外有“止爭戰”、“正經界”等策略，還有“與民同樂”的主張，“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即便是孔子，也沒有類似的論述。他認為，君主如果能夠施行推恩之術，那就是一種仁政的極致了。所以他對那些不能盡養民之責的君主毫不客氣，極盡譏諷之能事，因而有了“民為邦本”的論斷。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四、孟子：民貴君輕（2）
孟子的養民之論幾乎不厭其煩，而教化之術倒是一帶而過。戰國末年，正是兵荒馬亂之時，君王們極想請教的治國之道都是一些應對時勢的實用策略，孟子往往就在此時將其教化之道傾囊而出，似乎有些不識時務。譬如梁惠王向他請教如何雪洗晉敗之恥時，他的回答是“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滕文公問治國之術，他說完田地賦稅後，給出的建議是“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孟子深知民眾衣食足然後知榮辱的道理，所謂“民之有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如果民眾連一點財產都沒有的話，那他們就會聚眾滋事了，還跟你講什麼道德呢？孟子還有“保民之論”，即“制產裕民”。對於當時的諸侯君主徵繳民間財產，孟子覺得官府必須保證民眾贍養父母、娶妻生子的基本需求，起碼的溫飽以及災荒年間求醫問藥的花費，如果連這點需要都給你官府剝奪了，那還有誰跟你講什麼禮義呢？
民貴君輕，暴君可殺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身處戰國之末，戰爭殺戮最為常見，動輒數萬人成為刀下之鬼。孟子本人也對此有不少記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想矯正當時的虐政之弊，“裕民止戰”，因為民眾最怕的就是虐政（暴政）了。只有暴政才可以將人民逼到生死邊緣，引發社會###。
養民是孟子政治思想中的第一要點。而且，據此他還引申出民貴論。孟子的時代，魏齊爭霸，秦國崛起迅猛；國強君威，專制萌芽已經出現。商鞅、申不害等秉承法家思想的功利之士已經榮升卿相之位，鼓吹重令尊君之說，貴君而賤民。孟子能力排眾議，正告天下君主，“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一國之君能夠坐得住自己的天子寶座就是因為有民眾的擁戴。
諸侯與江山社稷都是充滿變數的，一國之中不能動搖的唯有人民。孟子不僅僅把人民看做是政治的目的，也把人民看做是政治的主體。“民貴說”振聾發聵，也是戰國時代一般思想人士所不敢言的，即使是孔子也未敢明說其意。――何況孔子私下裡還有過一番“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論調。儘管孔子也推廣其君子行仁由近及遠的理想，表面看也是傾向於將君民視為一體的。不過，至少是孟子敢於說出君主與人民之間的對立，闡明人民是主君王是僕的道理，人民是政治的主體而國家只是形式而已。
孟子在與齊宣王的對話中暗示君主的職責和文武百官並沒有什麼不同，君臣同類，如果失職的話就應當下臺。在評論武王伐紂這一歷史事件時，孟子認為，“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