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的意思相當明確，如果一國之君成了獨夫民賊，成了暴君，那就可殺而代之。暴君可殺由此而來。
孟子貴民，以民為貴，所以非常重視民意，以民心之向背作為政權轉移和政策取捨的最後標準。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就是這個道理。就像歷史或傳說的那樣，堯舜禹湯得了天下，之後或傳賢，或傳子，或禪讓，或徵誅，雖然打著天命的旗號，實際上還是人民的意志，至少是眾望所歸。蕭公權先生說，孟子認為人民就是一國主權的寄存者。不僅僅只是在君主存廢之時，民心可以決定一切；即使在平時，國家政治也應該聽取人民的輿論或意志。
孟子的“寄權於民”，是認為政府有絕對養民安國的義務，而人民並無絕對服從政府的義務。如果政府失職的話，那人民即可不必效忠於它。孟子與鄒穆公對答時就說，“上慢而殘下”，則民可反之。如果政府出爾反爾，那麼就可以以怨報怨。君主之於人民，也是一個對立的議題。
四、孟子：民貴君輕（3）
實際上，民貴君輕之論，還不是孟子第一個創立的。《左傳》曾記載了晉人誅殺厲公的史實，“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可見，民貴之論到了孟子的時代，已經隱沒了很久，也可算是曠古絕學了。晚周之時，君主專制的暴政已經使人民深受塗炭之苦，孟子重提民貴君輕之說，也是對暴政發出的永久抗議。雖然還不可能被當時的君主用作反省的告誡，但是此後兩千多年來，每當世衰國亂之時，孟子的弒君之論便會獲得天下民眾的迴響，與老莊的無君思想遙相呼應，影響深遠。
孟子的民貴之說，仍然有別於近代的民權思想。民權思想內含民享、民有、民治三大觀念，人民不僅僅是政治的目的，更是國家的主體，享有自動參與國家政治的權利。從這一點看來，孟子的貴民思想僅有民享與民有，獨缺民治原則。孟子雖然關注民意，但民意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仍然是被動的，因為孟子秉承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君子政治理念，“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這一點與斯巴達貴族以及軍人階層所想的倒沒有多大的區別，畢竟治權掌握在“勞心”的君主之手。
不過，弒君之論仍然頗具威懾力。後來的各個朝代中，朱元璋尤其痛恨《孟子》，立意要剿殺孟子的言論，刪改之，禁燬之，欲去之而後快。因為《孟子》中的“民貴君輕”之論雖然發端於封建精神，其矛頭卻直指君王專制集權的心窩，勢如破竹。朱元璋後來乾脆解散天下書院，也與此不無關係。
君臣之責，國之公僕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
孟子的民貴之說將君主與大臣確定為國家的公僕，他覺得“承君命以養民，非君主之私屬”。無論是貴戚之卿還是異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這與孔子“事君以禮”的卑躬之態有天壤之別。孟子認為，即便君臣之間也各有尊貴，大臣應該將“不召之臣”列為自己的理想。不過，天下士人並不像孟子那樣擁有自食其力的能耐，所以做不到進退自如；何況君主專制時代的忠君不二之論，恐怕也不是孟子所能抗爭得了的。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以君為師，仰君主之鼻息苟且偷活；而孟子則有以師教君的雄心，這與他本人的個性有關。其時諸侯爭霸，爭相禮賢下士，孟子游走於列國之間，被各個諸侯引為座上之賓，談吐之間英姿勃發，得意之色不加掩飾。孔子欲以君子之德獲取官職，而孟子則想以個人之德與朝廷俸祿相抗衡，認為有官做就做，沒有也無妨，不卑不亢，行事十分灑脫，不像孔子既想以君子之德做官又想實現自己的治國理想，結果兩者都落空。
據說孔子三個月沒見君主就會惶惶不可終日，覺得自己形影相弔。――這大概是後世儒生引以自嘲的話。孟子則對此嗤之以鼻，他覺得，個人得志做官固然可以將自己的政治理想惠澤於民，失意也不足以彷徨自憐，可以修個人之德而行走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與高蹈遠隱者的人生旨趣大不一樣。話雖如此，孟子還是覺得，書生做官與農夫耕田沒有什麼兩樣，只不過從政也好，做官也罷，都不能放棄自身的職責。其時，與孟子同輩的蘇秦、張儀之流合縱連橫，奔競於諸侯各國，朝秦暮楚，投機之意昭彰。孟子的此番言論大概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