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本多忠勝一直到死都對此不解。某次忠勝生病，家康派人去探病，忠勝在鋪蓋上連禮都不回地道：“最近連大人的轎子都看不到了哪！”在過去一次合戰的作戰會議上，本多正信反對忠勝的意見，忠勝看著正信，以貶低的口吻道：“你這種只會象會計一樣算錢的膽小鬼懂得什麼？”而現在自己失寵，而如正信之輩卻得以重用，才會說出這樣酸溜溜的話。
事實上這個世界已經變了，戰功之士在這個時代已派不上用處了。大久保彥左衛門是三河譜代中純粹的旗本，後來在他寫給子孫們的《三河物語》中，著實發洩了這樣的不滿。
然而不管怎樣，亂時取武將，治時需文臣，這畢竟是此世的常理。
學問
這是家康在大阪之役中取勝，回駿府途中發生的事。
因為大雨的緣故，一行人在某處停宿了三日，家康對侍臣道：“道春在嗎？把道春叫來，為我講釋論語。”
為雨所困之時，一般說來一定想聽些輕快點兒的東西吧。如果是織田信長，會吩咐：“我想要看猿樂（能）。”如果是豐臣秀吉，則會說：“我想要開茶會。”而家康卻偏好聽這四方字的論語。
家康就是這樣將林道春安置在身邊，讓他經常講解朱子學，他對於學問異常地熱心。林道春實名信勝，出生於京都，十三歲學習唐詩宋詞，批點蘇東坡全集，被世人認為是神童。他二十一歲講解朱子學的經典論語，門人無數，深受其他學者嫉妒，向家康進讒。
“所謂的學者，真是一些氣量狹隘的人啊！”家康笑著，反而召見了道春。他對初次見面的道春進行了測驗。
家康和其他學者一起與道春會面，家康發問：“光武帝是漢高祖的第幾代後人？”沒一個人能答上來的，家康便問道春：“汝可知否？”
道春立刻回答道：“光武帝乃漢高祖九代孫，詳見後漢本紀。”
家康的下一個問題是：“反魂香典出何處？”依舊無人能答，又是道春介面：“在漢史的正傳中無從考證，但在白氏文集李夫人的樂府中，和東坡詩注中記載，孝武帝曾焚香召喚夫人的魂魄，指的就是這個吧！”
又問：“屈原之蘭為何種？”
道春毫不猶豫地答道：“依朱文公之注，當為澤蘭。”
家康對道春的才學非常欣賞，委以重用。後來道春成為德川家的學問最高權威，他的子孫代代被稱為“林家”。
道春的老師是藤原惺窩，惺窩是藤原定家（《新古文集》和歌集的編輯者）十三代孫，在儒學上學問精深，非常有名。
文祿二（1593）年，家康聽受惺窩《貞觀政要》的講解。他十分愛讀此書，將其作為政治上的經驗來作參考。提起文祿二年，正是秀吉朝鮮之役進行到如火似荼之時，家康也許從那時起，就開始考慮治理天下之事了。
在慶長五（1600）年，家康採用了木版活字印刷的方法將《貞觀政要》出版，在前年出版了《六韜三略》，慶長十（1605）年則出版了他最愛讀的《東鑑》。在這本書的序言上，學僧承兌（京都南禪寺的僧人）的文章寫道：“東鑑記載了從治承四（1180）年到文永三（1266）年這八十七年中發生的大事，遺憾的是不知系何人所作，歲月如梭，世事本為人所漸忘。閱此書畢，史事順逆一覽無遺，家康公屢度此書，參祥善舉，以惡為鑑。”不僅如此，慶長十七（1612）年他還讓林道春寫下了《東鑑綱要》。
慶長十年，《周易》出版，十一年《武經七書》出版。那之後，出版了有名的《大藏一覽》（漢語翻譯佛教書籍系統性的整理），使用了九萬銅活字。這部書最初是由學僧崇傳進獻於家康的，家康道：“這樣珍貴的書籍，應立刻出版一百到二百部。”結果在三個月內排出了印刷版。該書文字清晰華美，作為禮品贈與他人，其中一百二十五部每冊加蓋了朱印，捐贈了各地的寺院。
接著又刊行了《群書治要》（中國的書籍），為了發行此書，從京都招徠了工匠，以駿府的能舞臺劇場為工場加造，不足的活字還向中國人訂製，據說共造了一萬三千字。
如果說光這樣還算不上弘揚學問，他還在伏見造了學校（專習儒教），在江戶的富士見城樓內設立了文庫。
因與秀吉親近，家康常常參加茶會、能的表演，一次因為家康的能舞滑稽，秀吉的側近忍不住笑了起來，秀吉道：“別犯傻了，對爾等這些擅長舞藝者來說，別人都很差勁吧。但正因為家康不善於能，才會成為海道第一弓手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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