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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一切因素對解釋一場拉鋸將近4年的衝突的結果來說聽起來過於像物質決定數論，那麼著重指出南方面臨的基本戰略問題也許是值得的。由於面積和人口的差距，南方無法趕上北方。充其量它只能做到削弱敵人的銳氣和意志力，以致使他們放棄其高壓政策和承認南方的權力（維持奴隸制，或者分治，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如果處於南北交界的州，如馬里蘭和肯塔基，有絕大部分人投票要求加入邦聯，這個策略將得到很大的幫助，可是這種事根本沒有發生；假如外國（像英國）干預，它又會得到無法估量的幫助，但作這樣的假設，是對19世紀60年代初期英國政治的權衡與抉擇的驚人的誤解。排除了以上兩種使全面軍事優勢轉向南方的可能性，邦聯的支持者只能採用抵抗聯邦政府的壓力和希望大部分北方佬厭戰的戰略了。但是，這樣必然意味著一場曠日持久的衝突；而戰爭時間拖得越長，聯邦政府就越能動員其更豐富的資源，提高其軍火生產，興建數百艘戰艦和無情地壓制南方——透過海軍封鎖、對弗吉尼亞北部施加持久的壓力、在西部長期征戰和謝爾曼破壞性地深入敵人領土來完成。像南方的經濟那樣，士氣下降，前線的軍隊也衰弱了，到1865年初，它“應召”部隊的總數降至萬人，投降是剩下的唯一現實主義的選擇。
六 德國的統一
雖然美國內戰被不少歐洲的軍事觀察家研究過，但它的特徵（範圍廣大，在原野進行，以及內部衝突等性質），使它不像19世紀60年代歐洲發生的武裝鬥爭那樣表現為衡量全面軍事發展的指示器。在歐洲，克里米亞戰爭不但破壞了老式的協作體外交，而且使各“側翼”強國感到可以更少地去幹涉歐洲中部的事務：俄國需要多年才能從其屈辱的戰敗中恢復過來，而英國則寧願把精力集中在帝國和國內的問題上。因此，歐洲事務被法國所左右，雖然這種局面證明是人為的。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普魯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統治下處在表面上不光彩的地位，這時因腓特烈的繼承者威廉一世與普魯士議會之間關於憲法問題的爭吵，特別是在陸軍改革問題上的分歧，而正在備受折磨。就哈布斯堡帝國而言，它仍在國家的相互關係問題上玩弄花招，即保持它在義大利的利益以反對皮埃蒙特，保持它在德意志的利益以反對普魯士，同時又在國內大力遏制匈牙利的不滿分子。
對比之下，在拿破崙三世的統治下，法國似乎是強大和有信心的。自19世紀50年代以來，銀行業務、鐵路和工業開發都有進展。它的殖民地帝國在西非、印度###和太平洋擴大了。它的艦隊得到擴充，以致有時（例如1859年）引起了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恐慌。在軍事上和外交上，不論在解決德意志問題或是義大利問題時，它似乎都是決定性的第三種力量，這在1859年已充分表現出來：法國站在皮埃蒙特一邊，迅速出面干預而與奧地利進行短期交戰。
可是，在迫使哈布斯堡帝國放棄它對倫巴第的控制中，不管馬祖讓之戰和索爾費裡諾之戰多麼重要，1859年的敏銳的觀察家們已經注意到，是奧地利人軍事上的無能，而不是法國人傑出的軍事才能（當然也不是皮埃蒙特人的軍事才能！）決定了結局。法國陸軍的確擁有比奧地利更多步槍的優勢（這造成了使弗朗西斯·約瑟夫皇帝為之不安的傷亡），但法國的缺點也是顯著的：醫藥和軍火供應非常缺乏，動員的日程表是無計劃的，拿破崙三世自己的領導也不是出眾的。由於哈布斯堡的陸軍比較弱，居萊伊將軍的領導甚至更加猶豫不決，這些缺點還沒有太大關係。軍事效力畢竟是相對的，這可以從後來哈布斯堡的軍隊仍能在陸地（1866年在庫斯托扎）和在海上（在利薩）輕而易舉地對付義大利人這一事實中看出，雖然它當時仍不能與法國、普魯士或俄國較量。但推而廣之，這並不意味著法國自己在未來與另一個敵人的衝突中將自動地處於優勢。那場戰爭的結局將取決於各方擁有的不同層次的軍事領導、武器體系和生產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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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與力量對比（17）
由於正是在19世紀50和60年代，產業革命引起的技術的迅猛發展開始真正地影響戰爭方式，所以人們發現，各國諸軍種這時正在盡力解決前所未有的作戰問題就不會驚奇了。在戰鬥中，是配備新式後膛裝彈步槍的步兵重要，還是配備新式鋼炮筒機動炮的炮兵重要？鐵路和電報對戰地指揮有什麼作用？新的戰爭技術是使進攻的軍隊還是使防守的軍隊更佔優勢？對這些問題的正確答案當然都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也就是說，戰爭的結局不但受到更新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