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600萬，是西班牙的2倍，英格蘭的4倍。雖然在都市化、商業和金融方面比不上尼德蘭、北義大利和倫敦地區，但它的農業是多樣的、健康的，通常總有剩餘食品。法蘭西潛在的財富在17世紀初明顯地表現出來，那時由亨利四世的得力大臣薩利管理經濟和國家財政，薩利除了出賣世襲官爵並向其徵稅外，沒有增加什麼新的財務手段；他只是對稅收機構進行全面整頓，清除了數千名非法的自稱免稅的人，恢復王室土地和收入，重新商定國債的利息。1600年以後的幾年之內，國家預算已達到平衡，先是薩利，後來則有路易十四的大臣柯爾貝爾想出各種辦法支援工業和農業：降低人頭稅、造橋、修路、開鑿運河，以利物資的運輸；鼓勵紡織工業，建立王室工廠，去生產奢侈品替代進口貨等。並非所有這些措施都能滿足人們的期望，但比起費利普三世的西班牙卻是出色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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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家族爭霸（11）
很難說，要不是亨利四世在1610年遭到暗殺，這些恢復工作是否還會繼續。很明顯，這個“新君主國”沒有一個能在沒有適當的領導的情況下正常執行，從亨利四世之死到17世紀30年代黎塞留鞏固王權的這段時間裡，法國內部的###、胡格諾教徒的不滿以及貴族的陰謀傾向，再一次削弱了它作為歐洲大國的能力。而且，當法國終於公開加入三十年戰爭的時候，它並不像某些歷史學家描述的那樣，是一個統一的、健康的國家，而是一個仍然被老毛病折磨的國家。貴族的陰謀活動仍然很猖狂，在1648—1653年期間達到高潮；農民、城市失業工人以及胡格諾教徒的起義，加上地方官僚對議事進行的阻礙，全都妨害政府機構行使正常職能；人口普遍下降，氣候惡化，農業減產，以及那個時期似乎擾亂歐洲許多地方的發生率很高的瘟疫，都影響了它的經濟，使之難以支撐一場大的戰爭。
因此，從1635年之後，法國的稅收不得不以各種方式增加。官爵出售加快了，早年曾削減的人頭稅增長到如此之多，以至於到1643年時，年收益已經加倍。即使這樣仍不足以彌補反對哈布斯堡的戰爭費用，直接的軍事負擔是支援一支15萬人的軍隊，另有給盟國的津貼。1643年是法國在羅克魯瓦對西班牙戰爭的大勝之年，政府的開支幾乎是收入的兩倍，黎塞留的繼承人馬紮林陷入絕境，只好加緊出售政府官爵，更加嚴格控制人頭稅，而這兩項政策都很不得人心。1648年的起義從拒絕納稅開始，反對馬紮林的新財政措施並非偶然。這類###迅速導致政府失去信用和無可奈何地宣佈破產。
結果，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後的法西11年戰爭中，兩個對手就像被打得昏頭昏腦的拳擊手一樣，在幾乎耗盡體力的情況下，互相緊緊地抓住對方，而不能將另一方打倒。雙方都遭受國內起義、普遍貧困化和厭戰情緒的折磨，都處於財政崩潰的邊緣。誠然，在東居昂和蒂雷納這樣的將領和勒·泰利埃這樣的軍事改革家指導下，法國軍隊逐漸成為歐洲最強大的軍隊，但是，黎塞留建立的海軍由於陸戰的需要，很快解體。而這個國家仍需要鞏固的經濟基礎。結果，法國人的好運到來，英國在克倫威爾統治下重振海軍和陸軍，選擇時機加入衝突，終於使天平轉向不利於倒黴的西班牙。此後簽訂的《比利牛斯和約》與其說象徵著法蘭西的偉大，不如說象徵著它那過分擴張的南方鄰國的相對衰落，西班牙此時只是在憑藉極其頑強的精神而進行戰鬥了。
換句話說，每個歐洲國家都有其優勢和弱點，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防止弱點壓倒長處。這點適用於處在西邊和北邊的“側翼”國——英國和瑞典，它們的干涉在幾個關鍵時刻有助於打擊哈布斯堡的野心。在這140年裡，比方說，英國站在那裡保持中立，裝備好以待大陸上的衝突的情況是幾乎沒有的。玫瑰戰爭以後英國元氣恢復的關鍵在於，亨利七世著力於國內穩定和緊縮財政開支，至少是在1492年與法國達成和議後，都鐸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削減自己的開銷，還清債務，鼓勵羊毛貿易和漁業，普遍地鼓勵商業，為這個飽受內戰和###之苦的國家提供了一個急需的休養生息的空間；農業的自然高產，與低地國家進行的繁榮的布匹貿易，擴大利用富饒的沿海漁場，熱鬧不凡的沿海貿易都起了作用。在國家財政方面，這位國王收復王室土地，接管原屬於反叛者和王位競爭者的財產，與貿易繁榮帶來的關稅收入，以及星法院［3］和其他法院的收益合在一起，造成一個健康的入超。
但是政治和財政穩定並不就等於擁有權力。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