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儀式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象徵性角色。以“謙卑”的詞彙表達對君主的效忠，他們對君主的服務的免費性質，使這些就食於皇家餐桌上的人們，依賴於國王的保護。他們之間的聯絡紐帶透過一種手的姿勢表達出來：主人用雙手緊握著屬下併攏在一起的雙手，屬下身體躬下，使自己呈現出猶如一個孩子在父親面前的姿勢。自八、九和十世紀以來，這種與食物分配和建立信任關係以及公共服務相關手勢的重要性逐漸增強，並逐漸演變為對友誼的態度；對得到食物的感謝心情；以及向保護者的順從。在春天，當每個卡洛林王朝的重要人物在出席國王的聚會時；氣氛就像家庭聚會；互相交換禮物和祝賀。這種王室擺闊並不是出於豪華奢侈而是一種權力的需要。於是，公共權力和私*力便結合起來了。如果宮殿日益像私人住宅，那麼，每個擁有部分王權的人的住宅也必須建得與宮殿相似。這種住宅必須開放； 並對外界展示其內部設施；更為重要的是，主人進餐已成為一種舉行儀式的場合。真正高貴的貴族、伯爵們在九世紀一開始就將他們的家變成宮殿。伯爵們在矗立於王國城市中的宮殿裡代表缺席的君王，分享著部分君王的權力。與君主一樣，他們既是公眾人物也是寬容的慈父：為了證明他們的慷慨寬容，他們向公眾展示自己的隱密。隨著宮廷式家庭模式的擴散，封建化的程序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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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義與個人權力（1）
公元1000年來臨前的數十年裡，社會變革步伐明顯加速。權威之鏈在許多地方斷裂了，留下許多權力的孤島。過去，國王們在持續不斷的巡遊過程中，經常駐蹕於無數散佈各地的行宮。在國王巡遊的空擋期，由貴族居住其間。現在，這些行宮現在變得獨立自治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法國貴族們認為，國王委託給他們祖先的公共權力是他們自家祖傳財產的一部分，王朝的基礎根植於墳墓之中，如同國王一樣，貴族血緣來自於世代相承。貴族宣稱自己具有王權的象徵和德行，他們逐漸停止定期覲見君主，與主教們一道退出王宮，這使得在皇室權力還是公共事物時期留下的記憶更加模糊暗淡。到1050年至1060年，卡佩王朝君主僅存的盟友只是他的近親們、一些狩獵同伴、戰友以及王室各部的頭目。維護和平與正義的權力由各地獨立的王公們行使著，他們經常在領土接壤的中立地區會晤，以炫示他們之間的友誼。在這些會議上，每位王公都把自己當作一位君主，並把其權力控制下的那部分國土視為自家的附屬物。
這種權力統治圖景和習慣降臨得如此突然，它形成於私人生活，又與私人生活有著悠久的聯絡，乃至不久後，人們開始把國家視為某種型別的家庭。看看下面的兩個例子。卓越的歷史學家老蘭多夫在描述公元1000年左右——即權力統治圖景改變後約50年——米蘭公國的情形時，他彷彿是在描述一個家庭——在這則史學記載裡指的是聖？安布羅斯的家庭，因為米蘭的王權現在已屬於這位聖徒的繼承人——米蘭大主教。它是一個秩序井然的家庭；這個巨大的庭院被分成十個辦公機構，或曰十個“品級”（orders）（ 蘭多夫這樣稱呼這些機構），行使著不同的內部管理職能。這些機構按等級次序排列，每個機構由一名“主人”管理。品級最高、人數最眾的是各個管理宗教事務的部門。而位於品級最底層的是兩個處理世俗事務的部門：一個部門是由大主教家裡的工作人員組成；另外一個部門由子爵管理，子爵以前曾是行政官的繼承人，現在則變成了大主教的私人家臣。為了執行法律或對外發動戰爭，包括各機構的頭領在內，所有米蘭人——全體自由民、或者說是米蘭人自己所稱的“公民”，儘管蘭多夫只是將他們視為米蘭大公的家臣——都必須到軍中服役。作為回報，公民們要求米蘭大公作他們的保護人，希望聖？安布羅斯像他們的父親那樣保護他們。有時，他們希望從大公那裡得到食物；確實，在發生饑荒時，阿里貝託大教主親自現身，為饑民分發救濟錢和衣服，並命令麵包坊總管每晚準備八千塊麵包，廚房總管煮上八大斗的蠶豆，以餵飽饑民。這種圖景產生的效果是，它將所有民眾結成一體，融入到米蘭大公私人家庭裡。
第二例子； 也發生在義大利但時間稍晚。它來自於1113年比薩人慶祝遠征馬略卡贏得勝利的一份文獻。這一重大事件無可否認地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象徵意義，但這種扭曲只是更加凸顯了其意義。比薩人軍隊的營地，也就是說；為軍事遠征而招募的公民團體，再次被比喻為一座房子，或者更甚，被比喻為開辦一場飲宴而在外面設立的大廳，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