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讓我解釋我是誰，我想要問他什麼問題。我告訴他，我是一名英國記者，在印度生活了許多年，我的妻子普莉婭也是印度人。我想知道為什麼印度對如此多的外國人有如此強大的精神感召力，而我卻感受不到這種力量。我沒有說的是，在我看來，幾百年來印度一直生活在西方人強加於它的“精神聖殿”的重軛之下，印度人也早已習慣於草草應付西方人的這種期待，只是有時會稍加點綴而已。幾個世紀以來，尤其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期間，許多印度人或多或少將印度視為獨一無二的超自然文明體。較之許多殖民統治者的蔑視態度，大多數印度人當然更願意接受這樣的自我形象。曾制定印度第一部刑法典的麥考利勳爵（LordMacaulay）曾寫過一段引起公憤的話：與西方人的成就相比，整個印度的文學與哲學全都不足掛齒。溫斯頓？丘吉爾的評價則更為惡劣，他說，印度“是一個有著野蠻宗教的野蠻國家”，“就像赤道那樣，它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1更不幸的是，持這種想法的人還不在少數。
與此相反的則是另一派同樣具有代表性但根基更為深厚的觀點。法國小說家安德烈？馬爾羅（AndreMalraux）寫道：“印度在夢想和時間上與我們相距遙遠，它屬於我們靈魂所附的古老東方。”2與他持相同見解的大有人在，德國哲學家阿瑟？叔本華（ArthurSchopenhauer）曾說，基督教的《新約》應該來自印度，因為這個國家有著人類最溫雅和善的文明。3如果要在麥考利和馬爾羅，或是丘吉爾和叔本華之間做出選擇，人們自然會選擇馬爾羅和叔本華。雖然在過去的250年中，西方學術界對印度有過許多公允的評價，但是普通西方人的看法仍分為兩派，或不屑一顧，或充滿浪漫幻想，這樣的看法延續至今。印度人大多傾向於浪漫派。印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Sen）曾寫道：“在印度有很多人津津樂道於歐洲人對印度的浪漫詮釋或讚揚，這是因為長期的殖民統治極大地摧毀了人們的自信心，故而對這樣的評價尤為喜歡。”而這樣的想法不只限於歐洲人，也絕非屬於遙遠的過去。當阿瑪蒂亞？森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來到哈佛大學後，他發現在著名的“哈佛書店”中，所有關於印度的書都被放在“宗教”欄目下。4
安德烈自然同意後一種觀點。然而我最想問他的是，他對印度的這種純精神化的看法是否因為印度有如此眾多的貧困人口而動搖過。每一個到印度的人都不難發現它濃郁的宗教文化與駭人的貧困景象並存。在印度，敬神與瀆神似乎總是聯絡在一起。一些印度哲人將貧窮歸因於人們在前世犯下的錯誤。靈魂轉世的信條則似乎可以讓人們忽視現今的貧窮悲苦，甚至成為一些人安於貧困的精神支柱。面對身邊四處可見的貧困景象，安德烈真的可以不為所動嗎？他望著我，有些惱羞成怒，“印度是最富有的國家，只有印度才能理解物質主義的虛幻。”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念頭，於是再次強調了這個觀點。在如今的印度，崇拜財富的傾向越來越明顯，這個國家至少有一半的人在追求財富。“但即使印度擁有了電影片道、手機和其他現代化生活設施，它也決不會濫用它們，沉溺於其中。”安德烈說，“對此我毫不擔心，因為這是印度。”
引言（3）
不能簡單地將安德烈的這些說法看成是嬉皮士的奇思怪想，或者狂熱信徒的胡言亂語。顯然，這個法國人研讀過艱深的《梨俱吠陀》（RigVeda）、《奧義書》（Upanishads）和其他印度教典籍，他不是嬉皮士，也不是西方人眼裡那種信徒。他的信仰裡沒有狂熱、最後審判日以及虛妄的幻想。大多數奧羅新村人既不飲酒也不吸食大麻，他們不需要遵循任何具體的信條或教義。他們只需要認同印度對未來世界有著獨特的哲學和道德重要性，這也是許多印度人認同的觀點，無論他們有無文化修養。
雖然奧羅新村的居民絕大多數是外國人，但在今天的印度，類似的情緒也甚為普遍。同樣，安德烈的很多觀點，尤其是關於印度超凡脫俗的觀點，即便在倫敦諾丁山、巴黎蒙帕那斯區或是好萊塢貝佛利山的聚會中，也會得到人們的一致認可。簡而言之，一種浪漫精神仍在主導著外國人和印度人自身對印度的看法。實際上，在代表印度的那些傳統形象、符號和詞彙裡，認為印度超凡脫俗的觀點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就算那些有意識地拒斥該觀點的人，有時也會不自覺地成為它的宣傳者。
道別時安德烈擁抱了我。他說，儘管我是英國人，但他仍然喜歡我。他略帶歉意地說，絕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