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停頓——別人可能會說是很多停頓。在我看來，沉默就是一片黑色的幕布。
熟諳弗洛伊德學說的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孩子與母親在情感上的分離是十分痛苦的，因為孩子突然意識到他或她不再是世界的核心。當這種分離在很小的時候發生，而且是因為突然的悲劇或創傷時，這種痛苦是格外劇烈的。的確，這正是我所感受到的。
一年就這樣過去了。由於餐廳沒人幫忙，父親想盡辦法讓母親回去幫忙。他決定先帶母親去明尼蘇達州羅切斯特市的梅約醫學中心就診。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梅約醫學中心就已經是一家治療各種內外科和精神科疾病的大型醫療機構了。母親在那裡待了兩三個星期，回來時，她的診斷結果為“神經紊亂”。說法變得真快，起初說是“憂鬱症”，接著加重為“神經衰弱”，而現在是“神經紊亂”，再後來就變成了聳人聽聞的“精神失常”了。如果是現在，她的症狀會被描述成“臨床憂鬱症”，一種使人記憶逐步衰弱的病狀，小說家威廉·斯泰倫（William Styron）稱之為“看得見的黑暗”。那個年代沒有有效和可承受的精神藥物。治療的主要方法分自我休息和心理諮詢兩部分。母親獲得了休息，卻沒能得到心理諮詢。
這個時候，布羅斯女士（Mrs�Boulos�s）開始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只有在後來回想的時候，我才發現內布拉斯加州科尼市的移民多得令人震驚。我們居住的小社群離市中心有7個街區的距離，裡面不僅住著希臘人，還有一個可憐的黎巴嫩女士。她信奉天主教，她家的廚房總是充滿新出爐的披塔麵包的味道。由於母親在家休養，家裡靜得有些寂寞，而她為我們提供了逃離寂寞的另一片天地。弟弟約翰學會蹣跚走路後，我會在工作日的早上，牽著他的手，一起走過後院，到達布羅斯女士家的廚房門口，然後飛快地衝進她溫暖的廚房。這樣，我們離開了思緒遊離的母親，享受另一個女人的溺愛。她比母親老些，孩子都已成年。她肯定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因為我們一來，她會忙這忙那，還會給我們端上熱騰騰的披塔麵包，當我們在餐桌旁玩玩具時，她會撫弄我們的頭髮。母親是否討厭我們轉向一個替代她的女人，我永遠都不會知道。也許她反而因為沒人打擾而感到輕鬆。對於我們在布羅斯那兒玩，她和父親都不曾擔心過，因為布羅斯女士一家既是鄰居也是朋友。隨著慢慢長大，約翰變得越來越健壯了。他試圖搶在我之前跑到布羅斯家的門口，但誰先到並不重要，因為她對我們兩個都很熱情。
無處不在的節儉（1）
除母親和布羅斯女士外，父親對我的照顧很少。隨著我越來越懂事，他在我眼中是一個漫不經心、經常不在身邊的父親。一般只能在深夜見到他。有時，如果我在一個工作日早起的話，大概6點鐘，我就能看到他要出門上班了。在剛刮完鬍子後，他會猛地衝進廚房。他的臉頰泛紅，向後梳得整齊的頭髮依然油光閃閃，穿的是管理中央咖啡廳的制服——黑褲子和白襯衫，領帶則卡在襯衫紐扣之間，以防被弄髒，還有就是黑鞋子和白襪子，之所以穿白襪子是基於白襪子不易吸收熱量和水分，能使腳更舒服。準備完畢後，他便出門了。出門前，沒有擁抱，沒有親吻額頭，也沒有任何話語，有的只是他走後廚房門的一聲轟響。每個星期六晚上，我們一家都會在咖啡廳共進晚餐。即便在那個時候，父親也會不停地起身，去招呼客人。星期天，我們都會在家一起吃午飯，但總是很匆忙，一般都在上午11點半吃，這樣，父親就能在中午時趕回咖啡廳。他晚上下班回家時，通常是21點或者更晚。與出門時不同的是，下班後的他看起來疲憊不堪，後梳的頭髮變得凌亂，臉上的鬍子茬使早上泛紅的臉頰顯得灰突突的。白襪子也沒起到預想的效果，因為他痛苦地站了15個小時。當端坐在廚房的餐桌邊時，他捲起褲腳，用溼布裹住曲張的靜脈，並把腳浸泡在一盆加有瀉鹽的水裡。他很少與我們兄弟倆或者母親交談（一生中，我從未見他擁抱過母親）。他不會和我們開玩笑，不會和我們坐在一起讀書給我們聽，也不會詢問我們每天是怎麼過的或者我們在學校裡都學了些什麼。他從不料理家務，例如，他從未修剪過草坪。然而，這並不是因為他不關心我們，而是因為他似乎只懂得透過全身心地投入咖啡廳的工作，透過改善我們的生活和未來，來表達他的愛。他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工作狂”。不幸的是，我繼承了他只顧工作，而忽視家庭和人際關係的性格傾向。
伊萊恩大約是在1929年12月股票市場崩潰的8個月後去世的。大蕭條使得大批職員下崗，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