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為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虞，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呶呶以此為言，故僕又以為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並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元老，當備聞於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同卷《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朝廷和韃靼的關係到了現階段，共有三個關鍵：（一）是封，指封俺答為王及其昆弟子侄為官之事；（二）是貢，指俺答及其部下入貢之事；（三）是互市，指封貢以後，明代北邊和俺答所屬諸部在限定的日期，指定的貨物以內，實行擇地通商之事。這三個關鍵，又有當前種種不同的難題。俺答只是一個首領，固然不能指揮土蠻，就是對於自己底子弟，也不一定都能絕對指揮。假如一部通市，一部不通市，那麼因為韃靼是整個的，難免以交易所得的資源，供給尚在敵對狀態中的部落。而且即是對於俺答直接的部下，誰也不能擔保將來不發生意外的變化，所以互市以後的困難，還是不少。從好的方面講，要顧慮到封貢、互市成立以後，中國的邊防，不至因此頹廢，以致引起後來的外侮。從壞的方面講，也還有一部分邊將，指望每年秋天向韃靼方面抄掠，以飽私人底欲壑。顧慮愈多，障礙愈多，事情困難了。但是為整個國家的利害計算，不能不有一個切實的決定。兵部尚書郭乾指出世宗禁止馬市的故事，反對互市；給事中章端甫指摘王崇古“邀近功，忽遠慮”。但是居正在內策動，再由崇古上疏。崇古說：“朝廷若允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財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又說：“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俺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磚聚灰，塞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夫投之時勢，既當俯從，考之典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示東西諸部，傳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為耶？”崇古這一次上疏，和居正平時的主張相同的太多了。他同樣地要省議論，（參居正《陳六事疏》）同樣地指摘隆慶四年的守城之策。（參居正《答薊鎮吳環洲書》）是居正底手筆嗎？我們不敢說，但是不免給我們一種曾經商討的印象。
崇古底奏疏裡，又議封貢八事：（一）議封號，（二）定貢額，（三）議貢期，（四）立互市，（五）議撫賞，（六）議歸降，（七）審經權，（八）戒狡飾。內閣方面，李春芳、高拱、張居正贊同了，殷士儋不反對。兵部尚書郭乾認識有關國防的事，都是兵部底事，但是沒有方法解決，最後還是由皇帝下詔，召集廷議。廷議是當時的大臣會議，每人都有發言權，但是決定權卻屬於皇帝。這一次的大臣會議當中，定國公徐文璧、吏部右侍郎張四維等二十二人以為封貢、互市可許；英國公張溶、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以為不可許；工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為封貢可許，互市不可許。用現在的術語說，封貢是多數透過了，但是互市還是不能透過，一切又成了僵局。郭乾把會議底結果奏明皇上，只候皇帝底決定。
這是穆宗裁決底時候了。他和大學士商量：居正是策動人，當然認為可許；高拱也在後邊策動；透過封貢，全是高拱指揮，張四維四處活動底結果。在這幾個人底慫恿之下，穆宗決定“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便是一面詔許封貢、互市，一面整頓國防的政策。政府底大政方針決定了：詔封俺答為順義王，賜紅蟒衣一襲；昆都力哈、黃臺吉授都督同知，各賜紅獅子衣一襲；其餘授官的，一共六十一人，把漢那吉封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都督同知是現代的中將，指揮使是現在的上校。從此以後，韃靼騎士都成為中國的貴族和軍官，有王，有中將，有上校。他們底鐵蹄，不再踐踏中國底田野；他們底刀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