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滿足於充當垂直鎖鏈中的一個鏈環。他也有交往的要求，而交往本身是人際關係中的一種橫向聯絡。它不僅反映了人性中的一種需求，即理解與溝通的需求；而且也是人們向自然和社會索取與鬥爭時的一種結合形式。因此，當垂直式的社會控制稍一鬆動，人們的橫向聯絡馬上加強，這是毫無疑義的。遊俠之風正是始於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孔子本人就特別喜歡交遊，《論語》開篇就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8226；”他帶領了眾多弟子周遊列國，他的弟子成為實現其政治主張的堅決支持者。因此，孔子及其弟子可以看作遊俠之濫觴。到了社會發生鉅變的戰國時代，原有的社會等級解體，這時才產生了像“四公子”那樣因為肯於禮賢下士，急公好義，從而才有眾多的追隨者的大俠，被司馬遷冠於《遊俠列傳》之首。然而，這種橫向的交往和一些人能受到許多士人的追隨，也在扭曲著垂直統治的社會，更不利於法家所設計的只有君主一人才能享受絕對權力，其他任何個人、任何集團都不能分取一杯羹的極權社會。遊俠的活躍意味著原有垂直統治的固化社會的分崩離析，自然它會受到皇權專制的嫉視，法家對遊俠的也正是題中應有之義。因此，班固感慨地說：“於是背公私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這裡所謂“公”就是君主“私”；那麼“私黨”也就是君主之下各自為政的“俠”了。這些“私黨”紛紛“背公”，搞自己的一套，帶壞了社會風氣，誰也不肯“守職奉上”，老老實實聽統治者的話了。這到底是社會的進步，還是“天下無道”呢&；#8226；我想在重視個人存在價值的21世紀，就不用多說了吧。
另外，我們在討論遊俠時只關注了“俠”，忽略了“遊”。遊在這裡作何解釋&；#8226；從來很少有人追問，彷彿它不成問題，因為人們自然而然地認為“遊”就是遊動、遊走。這種固定觀念源於後世對“俠”的理解，後世人們認為“俠”都是四處行義，打抱不平的，他們自然應該是個“遊走者”。我認為，這裡用來解釋《史記&；#8226；遊俠列傳》中所記載延陵和“四公子”是不妥的。因為這些人的行俠（聚集門客）與交友，似乎與其遊動、遊走沒有多大關係。只是到了漢代的“遊俠”，遊走、奔走的色彩才濃了起來。我認為，太史公所說的“遊俠”的“遊”似乎應該理解為交遊之遊。這是古人都懂的，他們常說的某人與某人遊就是交友之意。這些公子哪一位不是善於交遊的呢！
我們對《史記&；#8226；遊俠列傳》、《漢書&；#8226；遊俠傳》所入選的遊俠事蹟一分析，便可知他們的最大公約數就是善於交遊、有人追隨（這是善於交遊的結果）。《史記》寫的遊俠有（只說有傳記的）朱家、田仲、劇孟、郭解；《漢書》中有朱家、田仲、劇孟、郭解、萬章、樓護、陳遵、原涉等。史書中很少寫到這些人物“武”的行為。特別是《漢書》中的樓護、陳遵、原涉，都是取得了政治地位的高官。他們都生活在王莽當權時，其共同點是“好交遊”，朋友很多。當時王姓的五位諸侯爭名鬥勝，互不相讓，但他們都與樓護有著良好的關係。樓護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輛，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陳遵以好客聞名於世。他請客飲酒不許逃席，不僅關閉大門，連客人車子車轄都要拔下來，扔在井中。說他們是“俠”，主要指他們都善於交友，並有著相當多的支持者。
我們從反對遊俠的聲音中也可以看出“俠”的特點在交遊。東漢史學家荀悅反對遊士、遊俠。他在《前漢紀》中概括遊俠時，說了三點：“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遊俠之所以能夠作威作福、樹起威勢的根本在於“結私交”。他還說這些遊俠：
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眾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
這些遊俠追趕時髦、時利，不顧及家族的利益，不尊敬父兄和骨肉之情，整天與朋友賓客待在一起。他們不注重修養，追求世俗的名譽；他們與朋友賓客吃吃喝喝、搞物質拉攏，花去自己的家業。荀悅所反對的遊俠也是以好交遊為特徵，他認為這種交遊不僅在思想意識上排斥儒家所宣揚的保護宗族宗法的思想觀念，而且也在經濟上損害、破壞著宗法宗族制度的物質基礎。
當然，韓非的“俠以武犯禁”並沒有錯，“俠”有了追隨者，勢力大了，對於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