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沿著強調道德至上和固守周朝禮樂的道路向前發展，而確定魯文化基調的便是對周代影響非常大的政治家周公旦。
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的兄弟，從政治資歷上來講比齊國的開國之君姜太公晚一輩。在推翻商王朝的過程中，周公旦的表現與功績並不十分突出。當時，他的光芒正被武王氣勢恢宏的魯國城門與姜子牙的巨大身影所遮掩。
武王去世後，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旦以王叔的身份攝政稱王，為周初政權的鞏固、周朝各項制度的確立與周代文化的建設都作出了卓越貢獻。可以說，成王初期的周公旦是周王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他的地位、功績和影響均遠遠超過包括姜太公在內的周朝大臣。
據《尚書大傳》記載：周公旦受封魯國後，因武王過早離世，而成王又年少，必須留下來主持朝政，於是伯禽代其父管理魯，並延續了周公旦等姬姓貴族建立的宗周文化。因此，魯文化不同於齊文化，是由特定的歷史文化淵源決定的。
周公旦為魯國確立的統治方針是“變其俗，革其禮”與“親親上恩”。以伯禽開始的魯國統治者堅持*和固守周朝禮樂制度的思想便是從這一基本方針推演而來的。作為西周文化的奠基人和魯文化的設計者，周公旦的思想精髓和西周時代主流文化、主流思想的長短得失，都在魯國文化上得到集中和具體的體現。
所謂“變其俗，革其禮”，主要是指改革魯國商奄遣民的原有政治制度，不斷向他們灌輸周朝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觀念。如果說齊國的“因其俗，簡其禮”側重於包容、吸收不同宗族、不同方國的文化，魯國的“變其俗，革其禮”則側重於向其他宗族人推廣和傳播周朝的文化。事實上，這兩種政策都是從各自國情出發的、合乎實際的選擇，都對本國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前者如海納百川，成就了齊文化的博大；後者如江河直瀉，造就了魯文化的精純。如果沒有“變其俗，革其禮”的治國方針，沒有堅決維護周文化為本位的態度，沒有對祖先理想的執著追求，魯國就不可能形成自周公旦到孔孟的一脈貫通的文化傳統，魯文化也就不能稱其為魯文化了。
“親親上恩”中的“親親”，就是維護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族組織的穩定和牢固，透過強化宗族成員間的血緣認同來提高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上恩”，就是強調血緣情感在調節貴族內部關係方面的重要性，強呼叫傳統的道德手段來約束宗族成員的行為，以及從宗族組織整體復興的大局出發，寬宥貴族的某些違禮行為。
事實上，伯禽雖然以征服者的身份來到曲阜，但他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如何在相對孤立的形勢下在這片陌生的地域裡站穩腳跟？這也是周公旦曾經認真思考的問題。他們最終的思考結果就是依靠強有力的宗族組織和姬姓成員的團結一致來應對來自外部的壓力。
因此，伯禽等人嚴格遵循周公旦制定的“親親上恩”原則，取消了異姓貴族參與重大決策的政治機會，為自己開創了一條最保險、安全的政治路線。正是“親親上恩”，使魯文化走上重親情、重禮儀、重道德規範和以我為主、自我完善的發展道路。這與齊國的“尊賢尚功”相比雖然顯得有些保守、封閉、狹隘、漠視功利，但卻可以較為純粹而不走樣地承繼周文化，充分開掘此文化的潛力，淋漓盡致地發揮、顯示宗周文化的特長。
第三章 齊文化與魯文化（6）
總之，魯國的“變其俗，革其禮”和“親親上恩”表現出了一種唯我獨高、睥睨一切的文化霸氣，也是統治者自信與實力的反映。
三、孔子及儒學
魯國曆史雖然短暫，但以孔子及其儒家為核心的魯文化卻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對中國乃至世界歷史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孔子的身世及活動
在曲阜城東南約2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尼山，又叫尼丘山。這座山雖然不太高，但周圍五峰連峙，東面還有常年不竭的智源溪。每到夏意濃濃之時，陣陣山風將流泉細涓的清新吹送到人的身上、臉上，叫人恍若置身世外桃源。這猶如仙境般的尼山，就是我國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聖人”孔子的誕生地。
據史籍記載：孔子出生於公元前551年的魯國陬邑昌平鄉，父親是陬邑大夫孔紇，母親顏氏是一位平民女子。孔子是孔紇與顏氏在尼丘野合而孕的私生子，自幼隨母親居住，並不知道父親的情況，母親也從未向他提起過。孔子名字中的“丘”與“尼”可能就是其孔子畫像母為紀念尼丘野合而起的。事實上，孔紇在孔子三歲時就已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