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而言，就已經失去了意義，沒有意義的人生。唯一的選擇就是肆無忌憚的追求肉體的慾望，因為他們只有獲得慾望，才能滿足精神的空虛。
在前歷史世界中，沒有信仰的中國皇帝們，他們唯一的追求就是權利和肉體的刺激，這就是中國式悲哀的本源。
劉協希望從自己回到大漢以後，在改變歷史，走向後歷史世界的時候，這樣的大漢帝國永遠都有她的信仰。
大漢帝國一切內在精神的改變從道教開始，而一切外在物質的改變從帝國的新經濟時代開始。
新經濟時代的正式開始是從商社的誕生開始，但是這只是開始，從華夏二十二年開始，帝國的新經濟時代才跨上一個快車道。劉協清楚如果不再新經濟時代完全開始加速前，不最終瓦解掉南方的密集勞動力種植模式，帝國的生產力和新經濟的發展就會遇到阻礙，而這是大漢帝國從劉協掌權三十年來從來沒有遭遇到的問題，大漢帝國的經濟一直以來都是在劉協提前半步制定新政策的社會現象下快速前進，突然遇到阻礙，肯定會使帝國內誕生新的矛盾。
劉協既不希望大漢帝國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遇到阻礙，也不希望帝國內產生新的矛盾，他一直以來的思路就是在生產力遇到阻礙前，把阻礙物移走，在產生新矛盾之前，將問題處理掉，以此確保帝國生產力和經濟穩定高速的發展。
因此，劉協終於下定決心對大漢帝國賴以依靠的南方農業模式進行割解，為此，他決心向整個大漢帝國推行廣田政策為代表的廣富主義思想浪潮。
廣富主義的核心思想是要求帝國的子民擁有更多的生產資料，透過技術改革和個體產值的增加，產生更多的賦稅和更高的消費能力。
要想讓帝國適應新經濟的發展，廣富主義必須提前推行，針對廣富主義的內涵，推行廣田政策，讓所有帝國子民平均擁有土地面積和勞動生產工具大幅度增加；推行高薪政策，增加帝國僱工和技師數量，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推行廣鎮政策，促進農民向城鎮湧入，降低農業人口；推行同富扶持政策，扶持邦聯王國和省發展經濟，尤其是農業經濟，從外部購買廉價米，補充國內二十八個州的糧食需求，彌補廣田政策的結果是單畝產量的下降和內部二十八州糧食總產量的下降，由二十八個州向外輸出工業產品，在帝國二十八州內確定帝國工業革命內部發展，擴大帝國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水平和外部經濟體之間的差距，透過農業扶持和低附加值的工業生產移植，確保外部邦聯國家的稅收和購買能力。
廣富主義是劉協整個政治生命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它斷然否決了西方式的掠奪發展模式，而走向一個以大漢帝國為整個世界範圍內的經濟、文化、科技和軍事中心的穩定和諧的新世界構局。
在廣富主義提出的同時，為了確保帝國政治體制上的先進和穩定，劉協同時計劃進一步推行已經存在的民主主義和道德主義思想，三大主義是大漢帝國二元君主制中央集權民主帝國的根本思想和立足基礎。
民主主義不是華夏文明中在孟子和春秋就是已經提出“為民做主”思想，而是帝國提出的大國民思想下的民主精神，是隻要為帝國做出貢獻並遵守法律，信仰道教，就有權利參與帝國管理的新國民意識，也就是說，只要你納稅，並遵守帝國的法律。信仰道教，就有權利參與選舉和各種聽證會，有權利在法院中成為合法證人，有權利參與對違法者的宣判。
為了實現民主主義。大漢帝國必須穩步開展民主工作，推行國民院制度，在各地推行法院制度。推行新的選舉制度，允許願意從事帝國管理的子民成立政黨，以符合帝國需求的利益的執政思想建立不同地政黨，以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舉行選舉，最終以中央國民院過半席位的黨派取得為期十年的國家治略許可權。
在多黨參政制度上，劉協一方面希望避免義大利式的個人黨導致黨派分離和誕生迅速，缺乏政治基礎，最終導致政局不穩定的局面，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動搖帝國中央集權的特性，確保帝國的穩定和團結。他最終決定在帝國內採用三黨制，即三黨輪流執政的模式，在國民院席位最多的黨派掌握中央治略府。確定其三治略公人選，席位排在第二的黨派退居監察府，負責監察執政黨的廉政問題，對第一大黨形成制約，席位第三的黨派進入中央法院。和第一大黨、第二大黨形成穩定局面的關鍵少數派黨，對第二大黨進行制約，維持三黨的平衡。
最為權利最中心的治略府，自然是各黨實施參政目標的關鍵位置，那麼第一大黨獨立掌控治略府，自然是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