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我去海南採訪，曾在海口一家餐館遇到一位來自海南文昌農村的青年男侍，我問他的收入有多少，他環顧左右，見老闆不在，悄悄對我說：“只有500多塊呀，只有我在東莞打工時的一半。”
“那你為什麼離開東莞？”
“我春節迴文昌老家過年。這家餐館的老闆是我親戚，叫我過來臨時幫一下忙。忙完這一段，我還是要回東莞打工的。”他向我使了個顏色，匆忙收拾起我桌前的剩菜，返回廚房。
原來，他的老闆從廚房裡走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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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現代化之禍？（1）
聽說我要去深圳，《南方週末人物週刊》記者黃廣明介紹我找一個人：“你要去深圳，你就去找祝強，他創辦了一個農民工維權組織，幫助那些工傷致殘的農民工打官司索賠。”
透過手機，我和祝強約好了在深圳龍崗區的龍城廣場見面。
那天很熱，諾大的廣場，沒遮沒擋的，烈日當頭，把先到廣場的我曬得兩眼直冒金星。十分鐘後，祝強到了，騎著腳踏車，一隻手掌把，汗水把他穿的長袖襯衫浸溼一大片。
“我的辦公室就在附近。”他沒有下車，只是向著他的辦公室的方向把頭一偏，仍然一隻手掌把，慢速騎著腳踏車先行。我只好緊緊地跟隨著他的後車輪。
此時我才發現，他襯衫的右袖是空的。他沒有右手。
我沒想到：維權組織的創辦人，自己也是工傷致殘者。
祝強今年25歲，他與另外一位殘疾工友合辦的農民工維權組織“深圳志強資訊諮詢部”，就位於龍城廣場附近一片雜亂的建築物之中。他一隻手把腳踏車搬上樓，一隻手開啟樓層防盜門和辦公室大門的鐵鎖，一隻手為我倒上一杯潔淨水，一隻手掏出打火機、點上煙，然後默默地端詳著我。
我曾經提議幫助他搬車、開鎖、點菸，但都被他禮貌地拒絕了。祝強的辦公室很大，但沒有辦公桌，僅有幾把椅子、一座潔淨水機，就像一間廢棄的空曠教室，說話都有迴音。辦公室的一面牆上，貼著六、七篇農民工的文字和圖畫習作。其中一篇字寫得七扭八歪的習作，看來是一位剛到深圳打工的農村女孩寫下的首日進城印象，文字稚嫩、樸拙，但字裡行間透出的那種對故鄉的留戀、對城市的惶惑、對未來的迷惘，頗為感人。
“我能把這篇習作抄下來嗎？”我小心翼翼地問。
“不能，”祝強直截了當地說，“未經作者本人同意，我不能把我們會員的作品提供給你。”
“不過，”似乎意識到了我的尷尬，他又緩和了一下口氣，“關於我的情況，你願意問什麼就問什麼。”
然而，祝強對自己失去右手的遭遇，卻輕描淡寫，談得很少。兩個多小時的採訪，他談得最多卻是珠三角農民工的遭遇、中國作為“世界加工車間”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中國城市化程序中農民工的邊緣人身份等等“抽象問題”。
祝強來自四川南充農村。18歲時，他因為家貧，放棄了參加當年高考的機會，隻身來到深圳，希望透過打工籌措未來上大學的學費。他來到深圳一家塑膠製品廠打工，但工作不到兩個星期，就在一次工傷事故中失去了右手。他打了三年官司，索賠30萬，最後只拿到4萬多，刨掉打官司所支付的各種費用，最後所剩無幾。
不過，三年的打官司經歷，也使祝強成為半個法律專家。他還了解到，在珠江三角洲，像他這樣因工傷致殘的農民工還有許多，於是，他萌生了一個想法：創辦一個農民工維權組織，為同命運的工友們提供法律諮詢和維權服務。四年來，祝強的工作得到了中國國內一些機構的幫助，工作間隙，他還接受了各大學和其它NGO組織的培訓，自己也透過了法律專業的大專自學考試。
談到珠三角農民工的工作待遇，祝強深吸了一口煙：“我接觸了許多大量僱傭農民工的企業老闆，從道義上，他們都想對員工好一些，但從實質上，他們又沒辦法對員工好一些。因為作為‘世界的加工車間’，中國處於全球產業鏈的最末端，企業的利潤是很低的，其中有些企業就選擇了以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來參與國際競爭的道路。當然，也不排除有極個別的企業，就是以榨取工人血汗、獲得超高利潤為追求。”
我們的談話似乎很艱難，很壓抑，常常是我半天躊躇，不知道該問什麼，他半天沉思，不知道該說什麼。祝強說，他在深圳生活了七年，他覺得他已經不屬於四川南充農村老家，但他又對深圳沒有歸屬感，他在這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