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上由外地移民、由外地農民工組成的城市裡，常常感到一種深深的疏離感和冷漠感，談到原因，他又似乎尚未理清自己的思緒，往往是剛剛得出了什麼結論，隨後又否定了這個結論。
第六章 現代化之禍？（2）
“我也說不清。”這是兩個多小時的談話過程中，祝強最常說的一句話。
2007年5月23日，也就是被美國學者確認為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來首次超過農村人口的那一天，我採訪了兩位中國學者：溫鐵軍和胡鞍鋼。但他們兩人對中國城市化程序的評價大不相同：胡鞍鋼熱情肯定這一程序，希望它更快一些；溫鐵軍對這一程序充滿了深深的懷疑和擔憂，希望它更慢一些。
我們聽到了太多的關於加快中國城市化程序之益處的說法，所以，當我最初聽到溫鐵軍對中國城市化現狀的質疑時，我不得不承認，我的確感到有些震驚。
西方經典的教科書是如此區分兩種城市化的──
在人類歷史上，迅速的城市化發生過兩次：第一次發生在19世紀的歐美國家，工業化程序導致了礦業中心和製造業中心出現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其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一些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外流和人口高增長率兩大趨勢導致了許多城市的失控擴張，其城市化不過是人口移動的結果，而不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那麼，中國近30年的城市化程序屬於哪種型別呢？
許多中國學者認為，作為當代的“世界工廠”，中國的城市化程序肯定屬於經濟發展的結果。但溫鐵軍給我的答案，卻似乎並不那麼肯定。
比起農民工出身的祝強，作為學者，溫鐵軍的思路要清晰得多，觀點也明確得多，但我們之間的談話卻並不因此而顯得更輕鬆。我甚至感到，我們之間的問答，存在著某種緊張，他對我的來訪，存在著某種懷疑、某種敵意。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是對目前在中國學術界、乃至國際學術界佔主流的觀點存在著某種懷疑、某種敵意。
溫鐵軍是中國國內研究三農問題的最著名的學者之一，他曾經在中國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過多年，參與過許多重大政策的討論和決策。如今，他是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教授兼博士生導師。那天上午，我給打電話約他見面時，他正在收拾檔案和行裝，打算下午乘飛機去外地講學，但他還是接受了我的採訪要求：“這樣吧，你現在過來，但我只能給你半個小時，半小時後，我還有一堂課，課後我馬上要去機場。”
當我趕到他的辦公室時，他正守著電腦，噼裡啪啦地打字。他除了點頭示意我坐在遠處的沙發上之外，並沒有握手，也沒有問候，而是繼續著他的打字。就這樣，大約10分鐘，我們之間只有格外清晰的鍵盤打字聲。最後，他終於坐到了我的對面，他看了看腕上的手錶，簡潔地說：“我們只有半個小時。那你說吧。”
我開始提問，他也開始回答。使我驚訝的是，他竟能在收拾檔案和上課之間的短短半個小時之內迅速進入角色，滔滔不絕，基本上把我所有的提問回答得有條有理、有頭有尾。
不愧是經常講學、講課的人──我這樣想道。但我也能隱隱約約地感覺出他流暢的答問之中蘊含的情緒：一種淡淡、卻揮之不去的情緒，一種憂憤、卻無可奈何的情緒，儘管我不得不承認，他對中國城市化問題、農民工問題了如指掌，他的論證、他的表述也非常具有穿透性。
20多年前，溫鐵軍曾經是最早主張開通城鄉、打破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那一批中青年“奏摺派”學者中的一員，但20多年後，他卻在各種各樣的場合大聲呼籲：中國不應落入許多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過快、貧民窟叢生的“現代化陷阱”。
為什麼會有如此重大的轉變呢？溫鐵軍的回答似乎帶著某種滄桑感：“20多年的發展，應該說一代人已經過去，20多年的經驗教訓已經足夠了，今天我們必須冷靜地對加快城市化作出反思，不能再像20多年前那樣盲目，那個時候我們30多歲，可能還比較激進。”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六章 現代化之禍？（3）
但更重要的，是這20多年中他獨特的治學道路和豐富的國外考察經歷。“我曾經跑過四十多個國家，而且重點是跑發展中國家，”溫鐵軍以低沉的語調，操著略帶京腔的普通話說，“我是中國國內比較早地去發展中國家的大型貧民窟考察的人，所以最近這幾年我才在有關政策層面的討論中不斷地呼籲：所有人口超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