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則是本國的僭主，亦即奪取了衛城，把他的同胞公民置於壓制之下的僭主。以這種心情來讀希臘史，真是再好也沒有的，誤解和歪曲希臘現象的方法，因為它把流行於古代世界的關於審慎的箴言和關於道德的箴言都顛倒過來了。希臘人所堅持的對王的憎恨，（無論現在的人們對類似的感情怎樣看法）是一種卓越的美德，它是直接從他們本性中最尊貴最賢良的那一部分中傾瀉出來的。這是他們對於普遍的法律約束必不可缺那種根深蒂固的信念的結果；這是要求一無例外地控制個人激情，最最要緊的，是要控制人們把權力交託給了他的那個人的個人激情，是他們的有節制的社會性格的直接表達。希臘人對於一個不負責任的人，或者一個不會犯錯誤的王所形成的概念，可以用希羅多德的意味深長的語句來表達：“他顛覆本國的風俗習慣；他蹂躪婦女；他不經審判就殺人”。除此而外的別種關於或有的王政傾向有概念，無論對於人性的一般知識，還是梭倫以後持續下來的政治經驗，都把它判為不合正義；對待設想中的這種品格，不可能有憎惡以外的別種感情；除懷有無原則野心的人而外，沒有別種人會想方設法謀求王權。
我們的比較豐富的政治經驗，表明了現代歐洲君主政體的最好的政府，並未發生希羅多德描述的窮兇極惡，從而教導我們修正了這樣的意見；教導我們，藉助於代議制憲法之運用於風尚、習慣和歷史回憶的某種力量之下，宣告臣民對於世襲的、不負責任的、沒有憲法外的暴力不得更迭的國王，負有不容置疑的服從義務，從中似乎會氾濫出來的傷害大部分得以緩和，是可能的。但是這種比較深刻的觀察，並未展現於最賢明的也是最小心謹慎的古代理論家亞里士多德之前；而且，即使他曾經作過這樣的觀察，他也不可能有信心地把它的教訓應用到希臘單個城市的政府上去。立憲君主，尤其是現存於英國的，安置一個統而不治的立憲君主的理論，他會認為是不切實際的。這種立憲君主是，一切治理都以他的名義來行使，然而他的個人意志實際上不起什麼作用或完全不起作用；他不對任何人負責，可是他不利用這種特權；他從每一個人那裡受到無限崇敬的表示，可是這決不翻譯成為越出周知法律範圍的以外的行為；他的人身周圍圍繞著象徵權力的全部行頭，可是他是大臣們手裡的消極工具，他沒有拒絕的自由、按照大臣們標記出來讓他選擇的指示行事。當一個英國人談到立憲君主的時候，他心目中存有的就是這樣一種超人的壯麗和放肆的虛構，和看不見的緊身衣的現實這兩者的引人注目的結合。我們的歷史事變，曾在迄今世界從未見到過的最有權勢的貴族政治中使這樣的事情發生於英國——但是，這種政制究竟能否存在於其他地方，或者，當碰到才智橫溢，大膽潑辣，勇猛果敢三者兼而有之的一個國王的時候，這種政制究竟是否足以趕走他，還有待於學習，對亞里士多德來說，這種政制，看起來只能是無法瞭解、難於實行的；甚至在單獨的事例中似乎也是如此，要把它作為一種永久的制度，伴之以世襲王朝相繼諸成員固有的多種多樣的氣質，那就是完全不可設想的了。當希臘人想到一個免除了法律上的責任的人，他們就把他設想為名實相符的實際上確確實實免除了責任的，有一個無防禦的社會共同體被遺棄在他面前任其壓迫的人；他們對他的恐懼和憎恨，恰好可以他們對於法律平等、言論自由，他們對於保障的希望寄託於其掌權之上的這樣一個政府的尊敬心情來衡量——也許，在民主政制的雅典，更甚於希臘的其他部分。這種感情，正如它是希臘心靈中最好的一種，它也是傳播得最廣泛的一種——它在細節上雖有許多異議，在主旨上卻是全體一致，高度評價了的。我們不能參照現代歐洲的、尤其不可以十分特殊的英國的、關於君主政制的感情來構想它或批判它；可是，使得密特福先生如此頻繁地不正確和不公平地鑑定了希臘政治的，正因為他有時明示有時隱默地應用了這種不妥當的標準。
當我們不是從其他社會的環境，而是從希臘本身的環境出發，試圖來解釋希臘事務的程序之時，我們將看出足以說明王政中絕，也足以說明對王政的厭惡的良好理由。假如希臘心靈和東方諸國一樣靜止不前的話，對個別國王的不滿所引起的變化，大概不外是廢黜一個壞國王，支援一個約許要幹得好一些的國王，而決不擴大人民的眼界到個人統治以外的較為高尚的任何別的概念上去。但是希臘心靈的性格是進取的，它具有想象力，它逐漸想出改善了的社會結合諸方法。此外，任何只包括單獨一個城市的政府——王政的、寡頭的或民主的——就事情的性質而言，它勢必遠不如包括較為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