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上學家，是因為他們不懂得辯證法吧。但是，近代自然科學是實驗科學（注意黑格爾稱為應驗科學，恩格斯稱為實證科學，自然科學家則自稱為實驗科學），他們所需要的方法是“實驗邏輯”，辯證法對他們全無用處。相對論的發現者愛因斯坦，遠不是一個偏隘的物理學家，而是一個具有廣闊眼界的科學家，他就否認辯證法對他的科學事業有過任何用處。
相反，在辯證法盛行的中國……
當然，科學家不專不能有所發現發明。專了，總不免眼界狹隘，以偏概全。以偏概全，是書呆子的通病，這並不可怕。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批評自由、學術自由，天然地成為消除片面性的解毒劑。有這些自由，自然而然會形成一種綜合的世界觀。《十萬個為什麼》對你的綜合的世界觀有幫助沒有？我看有幫助，比什麼辯證法的說教的效果要大得多。
3、西方科學技術的猛烈發展，是因為不存在辯證法的教條之故。
“辯證法”作為批判的即“破”的武器，是有巨大價值的。一旦它成為統治的思想，他的整體性的真理，它的“一元主義”，都是科學發展的死敵——對不起，我說得也許太憤慨太嚴重了一些。然而，歷史明顯地證明，不存在辯證法的教條（亦即辯證法未成為統治的思想）之處，科學技術發展十分迅速。
這是偶然的嗎？不是。舉幾個例項就可以知道。羅素的新實在論、邏輯實證主義、邏輯原子主義、控制論和基本上承襲亞里士多德以來的邏輯原則的辯證法是牴觸的，然而它是電子計算機的哲學基礎。蘇聯先是罵，後來採用了電子計算機。但是，只要辯證法繼續是教條，蘇聯永遠不可能成為電子計算機這類劃時代發明的故鄉。
再舉一個例，玉米、高粱、以及一切植物的品種改良，現在盛行一種新技術，叫做什麼雜交，所依據的是孟德爾－摩爾根理論，辯證法加以指斥、拒絕、有過一個20年代的蘇聯科學院院長為此送掉了命。現在又默默地引入這種新技術了。然而哲學問題不解決，永遠只能引入而不能創新，永遠不會有“自主性的創造性”的學術研究。
這樣的例子還多著呢。
所以，我認為，假如真正的科學家，讀了《反杜林論》而拋棄他原來習以為常的辦法，而來徹底改造思想，成為辯證主義者，那麼，他的科學生命也就完蛋了。
4、每一個真正的科學家，各有他自己的方法論與世界觀。——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所說的“理論”對於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是誇張。
事實上，每一個真正的科學家，都各有自己的“方法論”，方法論是在他自己的工作中摸索出來的，不是“承襲”得來的。舉例說，居里夫人為了發現鈾，炒了十噸以上的瀝青礦，提煉出來幾克鈾，費了七八年（？）或者更多的時間。這種提煉過程，勢必要應用已知的一切化學方法；或者，已知的方法還不夠，還要創造出新的化學提煉方法。已知的方法中哪種方法或哪些方法是適用的；如果要用新的方法，如何推陳出新；這是方法論問題。這種方法論問題只能由她自己來解決，書本和老師沒有告訴過她。當然，她摸索前進的道路，前人已經做過許多工作。比如，歸納法，歸謬法，她在學校裡已經念過；正如她會說話，這種語言能力是從前人那裡承襲來的一樣。但是，切合這個特殊發明的具體方法，是從舊材料中推陳出新來的。就這個意義上說，新的科學發現，同時也是一種新的方法論的創造。
方法論就是哲學。我上面這些話，無非是說，第一個人（當然不是泛指芸芸眾生）有他自己的哲學。
所以，唯有多元主義而不是一元主義，才是符合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求的。
再說，凡在科學上有創造發明的人，雖然他的創造發明，對揭示大自然的秘密來說，不過是“人類知識寶庫中的一粒沙子”（居里夫人語），然而他總會陶醉於他的成就，總會以偏概全。他既戴上了他自己製造的有色眼鏡，他自然會有一種透過這副眼鏡所見的世界——世界觀。這並無害處。以一個人而論，是以偏概全；多少人的“偏”湊合起來，也就接近於全了——不過要求新聞、言論、出版等等的自由。
人類就是在這種不斷的偏（偏來偏去、顛顛拐拐）中蹣跚行進的。
假如上面說的不錯，那麼黑格爾有他自己的眼鏡，馬克思、恩格斯也有他們自己的眼鏡，對不對？
人各有自己的眼鏡，那很好。可怕的是，有一種欽定的眼鏡，限定一切人全得戴上，否則……
馬克思、恩格斯的眼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