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秦政的稱道，和荀況的稱道是一模一樣的。雖然稱道的物件，在孔子是大膽用了五羊大夫的繆公，在荀況是用了商鞅的孝公及其後諸王。
後代史家，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一直是內法（或荀）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掛招牌，以荀或法做實際。這一套其實開始於孔子本人。
這是孔子本人的言論與行動的矛盾及其必然的結論。中國歷史正好符合於這個邏輯。
比較起來，孟軻比孔子要“一以貫之”得多。孟軻強調仁義，不惜得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又次之”，以及“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若寇仇”的結論。這種結論，是孔子絕對不會達到的。這就是他的歸宿必然是法家的道理。孔子的嫡傳是荀況，荀孟對立其實就是孔孟對立。
2、但是，根據以上矛盾，說孔子就是一個假仁假義的人，那不免把他過分小丑化了。在我看來，他對他自己的思想是忠實的，他棲棲遑遑過一生，悲嘆自己沒有機會行道，並不是“僅僅為了麵包”。為了證實這一點，不妨把他和蘇秦、張儀對比一下。
他有許多庸俗的話，“學而優則士”，“耕餒，學祿”這類都是。但是這是專制體制下官僚機構盛行的一般意識形態，孔子以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的“文士”教訓他的兒子，說的話，和孔子這些話，連措詞都差不多。再說，他帶那麼一大幫學生，事實上靠他們吃飯，他能不為這個子曰店做做廣告嗎？
要不落到這個陳套中去，在古代條件下，唯有個人主義盛行的政制才行。我現在動不動就說希臘。早期古希臘執政者是土地貴族，國家是蕞爾小邦的城邦，當官的是榮譽職不支薪餉，要發財，你去航海，你去開闢新殖民地，你去做買賣，別在現成的一鍋飯中去跟別人爭更大的份額。學問不是“貨予帝王家”換口飯吃的玩意，而是一種個人的創造活動，這才能夠產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視自己內心世界的思想家。專制政治不可能設想這種知識的出路，知識無非“求祿”，你能怪孔子嗎？
你用《紅樓夢》中賈寶玉的用語“祿蠹”來批評孔子。賈寶玉不做祿蠹，只好出家。我又要問，“娜拉走後怎樣”——出家以後怎樣？如果活下去，而且還要維持一種清高的生活，怎麼辦？
要不做祿蠹，要有一種合適的社會條件。不同於古希臘的現在條件是，尊重每個人的事業，每個人的創造性活動。居里夫人的科學業績，一個詩人的好詩，都受人尊重，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學家高。當然，這又是精神貴族的語言，而且，說老實話，我承認，清潔夫的工作，怎麼樣也不會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樣。我老實承認，我的平等主義，對待清潔夫是憐憫而不是尊重。不過，無論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在天王或公室前面要好得多吧？
3、關於“信”，你的評論也十分尖刻。但是，“民無信不立”之信，和“言必信，行必果”之信恐怕意義並不一樣。一是政令之信，一是待人之信。政令之信是商鞅植木懸賞之信；待人接物之信，其必須遵守的程度恐怕確實與此有差別。當然，如果待人接物中提倡背信棄義，那是應該譴責的，但是把待人接物之信提高到政令之信，或者把政令之信降低到待人接物之信也未必妥當。而且，政令之信的重要性，我們不是親身體會過的嗎？
4、還有一個小問題。四書朱注，是朱熹的著作而不是孔子的著作。凡朱注中如“義理”、“夫理人慾”之類的東西，完全是另外一種哲學體系，以此解孔是不行的。
5、我還發一個奇想。孔子求售的地方，魯、宋、衛、陳、蔡、都是周的中心地區而不是僻地（到過齊，那是由田氏代齊前夜，齊景公實在不象樣）。戰國的強國，秦、晉——後來的趙、齊、楚，都是邊緣區，中心故國，全被併吞。併吞了中心地區的魏強盛過一時，到最後還有一個信陵君，那也是繼承了自稱為狄的晉的遺業的。孔子不到邊邦去求售，他的“周”要是“東周”，最好是建立在殷的故地，周公後裔的魯，也是目的與手段矛盾的一例。普魯士、奧地利都是日耳曼的邊邦，蘇聯與美國，500年前在世界上不佔地位，新的歷史往往是在新地方開頭的，滿腦子舊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這一點的。
6、“父為子隱”一條，與“舉直錯諸枉”誠然是矛盾的，然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並不矛盾。歷來的評論家，都把孔老二的“愛有差等”、“能近取比”列為他思想體系的重要前提。既然他的“天下國家”是家庭的推廣，他當然要把家庭中的“團結”列為一切“團結”的前提，所謂“以孝治天下”就是這個意思。這樣，姑不說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