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的利害學說，是專制君主立場上的利害學說，這是他的特點。
我十分厭惡這點。當然，冷靜一點說，這是歷史的必然，因為中國自殷到韓非，政治舞臺上只有大大小小的專制君主，從這裡發展不出來類似希臘那種淵源於海外移民中建立起來的城邦制度上的民主學說，這是無可奈何的。
4、韓非的兩個前提：“利害”，有充分論證；“君主中心”，就我記憶所及全無論證，是作為不成問題的前提，不加論證就資為根據的。
上面所說，這是中國歷史的必然，原不能責備韓非，然而君主中心雖非韓非倡導，君主中心與利害關係二者相結合，而且以如此醜惡的方式相結合，則必須歸罪於韓非。
你讀《尚書》，周公有以文王艱苦創業的故事以及紂王沉湎酒色以致亡國的故事教導後代帝王的。專制主義本來必定一代不如一代，必定愈來愈腐化墮落。韓非不注意這一點，倡導君主乘勢以術御下，無限縱慾，那些地方的文筆犀利，簡直是無恥！——你留心一下，秦二世誅殺李斯前後那個縱慾詔書，所引的就是韓非的文章。
5、韓非裝腔作勢，與棠溪公論辯中甚至慷慨激昂，不惜以身殉道，似乎他也有充分的道義根據。
最善意地瞭解韓非，他是認為列國相爭，戰亂頻仍，必定要大一統，人民才得保全，才得休息。他的法術勢是大一統所必要的。
然而，如果我們承認韓非思想突出的一條是君主中心，那麼他就不可能有上面的“學術出發點”。
何況，如果有一點點“人民感”的話，他可以倡導君主對貴族殘酷，然而他決不可以倡導君主本人縱慾。事實上，秦統一六國後大肆縱慾，阿房宮、陵墓、長城一起來，人民比戰亂頻仍中還要難受，這才造起反來的。（順便說說，現在人們為孟姜女故事翻案，好吧，長城建築未可非議，然而與長城同時建築的阿房宮和陵墓呢？）所以我說他是裝腔作勢。他的“慷慨殉道”是沒落王子想方設法光大王家的一種精神錯亂。
6、韓非的方法論，是片面主義的一元主義，是忠於自己所樹立的教條的教條主義。他貌似觀察細微，然而他從頭到尾是“摘其所要”，對於客觀事實不多方取材，對於所取材不作多方考察。他有歪道理，他文筆犀利，說明這個人有才氣。僅僅才氣不能決定一個人的價值。我是認為，他在中國史上沒有起一點積極作用，而他本人在道義上也毫無可取之處。
1974年4月
顧準《顧準文集》
一切判斷都得自歸納，歸納所得結論都是相對的
1、真理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這其實是這樣一個問題：要在下述兩個命題中選定其一：
真理是絕對的。…………（1）
真理是相對的。…………（2）
命題的最樸素、最簡單幹脆的形式，就是上述（1）、（2）這兩種形式。這種形式可以附加許多條件，有時候甚至把兩個互相對立的命題“辯證地”統一起來了。例如，《唯物論與經驗批判》第2章5節所引《反杜林論》的下述一段話：
人的思維是至上的，同樣又不是至上的，它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同樣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終極目的來說，是至上的和無限的；按它的個別實現和某一時候的現實來說，又是不至上和有限的。
應該略為做一些精密的分析（當然不免是“機械論”的，而不是辯證法的）。
我們把上述命題分剖為二：
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終極目的來說，人的思維是至上的。…………（3）
按人的思維的個別實現和某些時候的現實來說，人的思維不是至上的。…………（4）
顯然可見，命題（4）對應命題（2）。命題（4）的結論，是：“人的思維不是至上的。”這也是說，人所能掌握的真理，是相對的。而命題（3）則對應於命題（1），結論是：“人能夠掌握絕對的真理。”
可見，命題的形式不一樣，一個是“所能”，一個是“能夠”。暫時放下不說，到下面再加以討論。又命題所附條件也不一樣，這又和命題的形式不同相互有關。
2、現在我們先來分析命題（2）與（4）。
按恩格斯所附條件，可以又分剖為二：
按人的思維的個別現實。
按人的思維所處的某一時候的現實。
不妨問一下，這所謂個別和某一時候，按照過去的歷史和未來可以設想到的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