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圈子裡的事情——杯子裡起不了大風波，大風波唯有在大海里才起得了。引起風波的是通俗的、煽動的、針對當代人的思想感情、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政論。
格羅脫是激進派，又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他不是盧梭，他在學院圈子裡寫作。但是他身處滑鐵盧戰後神聖同盟的時代，在歐洲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間，他所選的倒是一條革命的道路。看一看吧，他抨擊“密特福”是在1926年，那時梅特涅還威風凜凜，復辟後最反動的波旁王朝的君主查理第十還在位，他力主雅典式的民主，反對王政死硬派，總還是值得稱讚的。
所譯的《僭主政治》這一節，看來雖見於1846年出版的《希臘史》，分明是從前期爭論文章中節錄下來的。他論僭主政治在希臘史上居於王政——寡頭政制和民主政制的中介地位，是令人信服的。大概他這種立論方法，已經成為現代希臘史著作中的古典觀點了。塞爾格葉夫的《古希臘史》專置一章，題為“大移民時代的希臘”，並把僭主政治列為這個時期政治生活上的特徵。週一良的《世界通史》，雖然只用了兩頁來對付僭主政治，觀點卻明顯的是格羅脫的。
格羅脫這篇史論，並不是“唯心史觀”的。他分析了公元前7—6世紀希臘諸城邦內部經濟狀況、階級關係的變化，指明王政－寡頭政體的基礎已經垮臺，再也維持不下去，然而希臘人的政治經驗，還不足以使他們立即進入民主政治。這時候，推翻寡頭政體，實行貧富平等——至少是貧富所受壓迫是平等的——唯有僭主政治一途。格羅脫又接著分析，僭主政治本身總不免於愈變愈壞，希臘心靈又不會允許一旦確立了僭主政體（其實就是專制政體）以後，只來僭主王朝的更替，卻把僭主政體永久化下去。就這樣，僭主政體成了王政——寡頭政制和民主政制的中介。這方面的分析，似乎脫離了經濟基礎，有些“唯心”起來了。但是意識形態本身也取決於經濟基礎。既然希臘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它的“城邦”形式，既然她的諸城邦多數靠商業、航海、手工業為生，還廣泛從事“海外殖民”（這些，格羅脫在別的章節中都著重指出過），格羅脫所描寫的“希臘心靈”，也就不是沒有經濟基礎的了。
我沒有讀過亞里士多德的《政體論》。格羅脫的分析，自認有許多直接來自亞里士多德，這當然是知識分子應有的道德。在這裡，我必得指出，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專制政體所作的“階級分析”，主旨無疑得自亞里士多德和格羅脫。
從這裡又不妨提出一個問題：馬克思對專制政治所作階級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適用於中國歷史和中國現狀？我認為，若不確切瞭解這一分析的希臘歷史、歐洲歷史背景，並把它和中國歷史背景相比較，認為無條件適用於中國，那是徹頭徹尾“非歷史”的，從而也是教條主義的。下面我將這個問題作初步的探討，見本文的末節。
三、希臘政治和希臘哲學上的雅典潮流和斯巴達潮流
我們說西歐民主淵源於希臘民主是對的，但是說希臘政治除民主潮流而外沒有別的潮流就不對了。希臘政治史和希臘政治思想史一樣有兩大潮流洶湧其間：雅典民主的傳統，和斯巴達“民主集體主義，集體英雄主義……”的傳統。雅典民主是從原始王政經過寡頭政體、僭主政體而發展起來的，斯巴達傳統則始終停留在寡頭政體的水平上。
如果說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義者的仰慕，那麼，必須承認，斯巴達精神也是後代仰慕的物件。它的尚武精神，它的平等人公社，它的看來是“共產主義”的平等主義的生活方式，都使得她在古典希臘時代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以至支配的作用——她在希波戰爭中是戰勝波斯帝國的重大因素，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打敗了雅典同盟。此外，雖然斯巴達沒有出過一個哲學家，也不知道她出了什麼藝術家，古希臘哲學家中的巨頭柏拉圖，卻是斯巴達政制和斯巴達精神的熱烈的崇拜者——他的《共和國》就是斯巴達體系的理想化。
我對斯巴達體系懷有複雜矛盾的感情。平等主義，鬥爭精神，民主集體主義，我親身經歷過這樣的生活，我深深體會，這是艱難環境下打倒壓迫者的革命運動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達本身的歷史表明，藉寡頭政體、嚴酷紀律來長期維持的這種平等主義、尚武精神和集體主義，其結果必然是形式主義和偽善，是堂皇的外觀和腐敗的內容，是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相反，還因為它必定要“砍掉長得過高的穀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穀子長得一般齊——它又精心選種，不斷向上，卻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