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基督教的上帝賞善罰惡，他的處理輪迴果報，就其勸導塵世的人要走什麼方向而論，和佛教、婆羅門教都是不一樣的。佛教相信一切有生之倫都免不了輪迴的命運，人的修煉的目的，是要超脫這種必然的命運，所謂“超脫三界外”，辦法是：“從根本上下手，並且透過穩步培養同〔食慾和情慾〕相對立的心理習性，透過博愛，透過以德報怨，透過謙恭，透過戒除邪念……來克服〔食慾和情慾〕……〔這種結局就是涅盤〕”（《進化論與倫理學》，科學出版社版，第48頁）。做到這一條，人就變成了自己的主人，甚至也成了宇宙的主人，不受任何拘束了。嚴復譯《天演論》用美麗的文言描繪了這種偉大壯麗的情境：“恆河沙界，唯我獨尊，則不知造物之有宰。超度四流，大患永滅，則長生久視之蘄，不僅大愚，且為罪業。禱頌無所用也，祭祀無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無它術焉。無所服從，無所競爭，無所求助於道外眾生。寂曠虛寥，冥然孤注。”（《進化論與倫理學》，科學出版社版，第107頁）
基督教卻並不教導人們超脫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們參預人世間的活動，要求人們為善。它還“允許人們犯錯誤”，錯誤了只要懺悔，就可救贖。不僅如此，它宣揚每個人生來就都帶來一份原罪，主耶穌用他的血救贖了人們的原罪。人們要信仰主耶穌的道，這是得救的唯一辦法，通道的人是上帝的選民，上帝的選民解放了自己，還有責任解放全人類。
范文瀾說，宗教狂會發生宗教戰爭，中國幸而沒有宗教，所以沒有宗教戰爭。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戰爭，戰士們都認為是聖戰，是為上帝的道而戰，是為解放被邪說矇蔽沒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憐的人而戰，是解放全人類的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還是梁啟超說得公平。1908年，李鴻章死了，慈禧、光緒也死了，梁寫文評論李鴻章時說到，中國沒有宗教戰爭，沒有那種認真的狂熱，什麼事都幹得不像樣，打仗也不像個打仗的樣子，中國前途很悲觀。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們的戰爭與革命，某種遠大的理想——超過抗日的理想，以及由於這種思想而引起的狂熱，宗教式的狂熱，不是正好補足了梁啟超所慨嘆的我們所缺乏的東西嗎？
5、上面扯得遠了一些，總之，柏拉圖所代表的希臘思想，是基督教的兩大組成部分之一，學術界是有定論的，並且指出過，那是透過公元初期的新柏拉圖派的普羅提諾的學說“傳遞”過去的。
基督教形成初期，希臘思想的影響，是透過這個極端的所謂客觀唯心主義者柏拉圖的學說被接受的。可是希臘思想的影響並不限於柏拉圖。
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他的學說比柏拉圖“實證”得多，最初並不是基督教所承襲的。可是，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在中世紀卻成為當時的教士文化——經院哲學的根據。
亞里士多德認為事物有四因，其最後的一因是第一原因。亞里士多德是形式邏輯體系的第一個完整的表述者，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這三條所謂“思想律”的第一表述者。他的邏輯學主要是演釋邏輯——三段論法。三段論法要有大前提和小前提，據說由此可以推論出前此所不知道的東西（數學中用此法最多，實驗科學根本上是憑藉觀察與歸納方法的）。可是它要有前提。前提一直上溯，當時並沒有推到由歸納法所道出的帶有或然性的命題（這種命題，理性主義者認為是可疑的，不足為據的，不是完全的真的。他們要求完全的真的前提），卻還是推到全知全能的上帝身上去了。
亞里士多德觀察到自然界中，植物是給動物吃的，兔子是給猛獸吃的，莊稼和家畜是給人吃的。當代科學之為自然界的生態迴圈的這種現象，亞里士多德感到神秘，認為每一件事物是造物主為了某種預定的目的而安排下來的，這就是哲學上的目的論。目的論預定了上帝，這當然也是無疑的。
目的論不僅預定上帝，還可以推翻那個上帝，用人來代替上帝的位置，設定人負有神聖的使命，有其歷史的終極目的。這比上帝之說當然進步了，進步得不可估量了。然而就其唯理論的特色而論，這不過是沒有上帝的基督教而已。這樣說，我認為是十分公平的。
所以，明末東來的傳教士，帶來的除聖經而外，還帶來了邏輯學、幾何學和曆法。徐光啟皈依基督教，不知道是皈依基督教呢，皈依希臘思想呢，還是皈依希臘思想的基督教？
三、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基督教
1、蠻族覆亡羅馬帝國，是在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之後。
蠻族征服了羅馬帝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