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是要回到共和羅馬和城邦希臘的歡樂的人。
發生過革命、戰爭、流血、屠殺。宗教戰爭的歷史，是教派鬥爭，結合著王權、諸侯、城市多種利益集團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中國人讀這段西方史，既難理解，又感到厭煩，范文瀾所以詆譭宗教，詆譭宗教戰爭，我猜測，這也是一個因素。
不過，這些鬥爭卻是西方進步的重大因素。清教徒移美，胡格諾教徒移英，倔強的人們倖免於難的另去開闢新天地。假如中國也有這樣倔強的人們，大概輪不到荷蘭人佔印尼，英國人佔澳大利亞了。此外，有宗教改革（新教崛起），還有反宗教改革（羅馬天主教本身適應新局面的革新，弄到最後不能不來一個宗教容忍）。宗教容忍曾是近代民主的一個重要因素，西方人對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如此深惡痛絕，和這種傳統不無關係。
5、文藝復興直到近代，思想界也是豐富多采，令人眼花繚亂。已經提出，遵從理性主義的一派，在數學、天文學方面作過巨大的貢獻。大力鼓吹併成了實驗主義——工具主義的弗蘭西斯·培根，為實驗科學的最早中心英國皇家學會奠定了思想基礎。他是帶著感情來鼓吹實驗主義——工具主義的，他痛詆希臘思想以靜觀宇宙為極樂，痛詆他們不關心改進人們的工具以增進人類的福利；可是他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的出發點是基督教的愛人類。康德一方面要信仰，一方面要科學。在科學極端昌明的現在，西方人還不想也不敢丟掉基督呢。他們把真和美從上帝那裡拿來了，可是還把善留給上帝去掌握。
四、我不過是解剖了基督教
我不喜歡基督教。我深信，我上面是在用冷冰冰的解剖刀解剖了基督教，絲毫沒有歌頌留戀的意思。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無需乞靈於上帝。
我也並不反對史官文化。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何況，史官文化留給中國人的，有一種很大的好處，沒有滾入過神秘的唯理主義（教條主義不過是愚昧，它不是唯理主義）的泥坑，中國人從來是經驗主義的。唯理主義的最大好處是推動你追求邏輯的一慣性，而這是一切認真的科學所必須具備的東西。古代人，曾不得不從神秘的唯理主義那裡取得這種力量，現代人已經用不到再為此乞靈於上帝，那是包括在科學的經驗主義中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至於那種庸俗的實用主義，把邏輯的一貫性和意義體系的完整性看得比當下的應用為低，低到不屑顧及，那也不過是無知而已。）所以史官文化中的歷史主義還是中國思想的優點，要改革掉的是，歷史主義不能成為史官，即服務於政治權威的史官。人類，或人類中的一個民族，決不是當代的政治權威有權僭妄地以為可以充任其全權代表的。斯大林說過一好話，希特勒來了又去了，德國民族是永存的。這句話，對任何一個民族都是適合的。
1973年5月23日
顧準《顧準文集》
僭主政治與民主——《希臘的僭主政治》①跋
① 《希臘的僭主政治》，本書作者譯自〔英〕喬治·格羅脫History of Greece，Vol1，United States Book pany Part，ChX．ρρ．531…547。譯文見本文附一。
一、作者介紹
“喬治·格羅脫（George Grote，1974…1871）首先是個實際的活動家，他是個銀行家，曾參與英國的政治生活，曾任國會議員多年，隸屬急進黨。（按：英國那時候無所謂激進黨。激進派是有的，即邊沁、穆勒這一批所謂‘哲學急進派’，還有科布登那一幫自由貿易主義者。）格羅脫有暇則研究古典的古代；此外，他博識近代史，精通政治經濟學。早在1826年，他對密特福《希臘史》的分析批判出版了，40年代之初，格羅脫便先後從國會和銀行辭職，從事編著《希臘史》，此書頭兩卷於1946年出版，最後1卷，第12卷，於1856年出版。……格羅脫在政治信仰上是急進黨人，所以，跟保守派密特福相反，對雅典民主估價甚高。”（摘錄自繆靈珠譯塞爾葉夫《古希臘史》第2章）
二、19世紀前期歐洲的革命與反革命以及作者關於僭主政治是王政——寡頭政體與民主政體中介的觀點
瞭解了作者的時代和此書出版的年代，就可以知道，作者的歷史研究確實是“古為今用”的，正如從來的歷史研究都是“古為今用”的一樣。
文藝復興是“回憶往事”，即回憶古典的古代。“17、18世紀，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