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文學作品，乃至古代藝術作品，都被視若神明。摹擬古代形象，成為詩作、劇作、造型藝術、建築藝術的特點。民族文學和民族藝術，在許多國家都是從摹擬古代文物而開始的。”（見塞爾格葉夫：《古希臘史》第39頁）中世紀的歐洲是神權的歐洲，藝術物件侷限於全能全知的上帝，充其量只加上一個純淨無瑕的聖馬利亞；及至文藝復興時期，被柏拉圖等人看做不成體統的希臘神話——在其中有常常犯罪的主神宙斯，有愛神Aphrodite即維納斯，還有給人間取火被釘在高加索懸崖上每天被鷙鳥啄一次肝臟的普羅米修斯——倒是充滿人間的愛和恨，壓迫和正義，統治權術和革命正義的藝術物件了。這還只是藝術。“回憶往事”更重大的成就在於哲學和政治思想。從前我不知道有亞里士多德《政體論》，不免詫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究竟是從哪裡取得的靈感。知道了亞里士多德的《政體論》，知道了它本身就是格羅脫所說的進取的、愛好自由的希臘心靈的歷史業績的集錄和評論，那麼盧梭此書的來歷也不奇怪了。它是一個高貴的18世紀歐洲人讀希臘史以後，也許還透過亞里士多德的《政體論》，把希臘心靈的歷史業績“當代化”為當時的政論。於是，盧梭的值得學習之處，就不一定是他的智慧和靈感，更值得學習的是“勇氣”和“技巧”了。其所以要學他的勇氣，是因為在“王政”空氣不倡導“民主”，是不可以徘徊瞻顧的。其所以要有技巧，是因為僅僅介紹翻譯古代史和古代著作，那不過是學院圈子裡的事情——杯子裡起不了大風波，大風波唯有在大海里才起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