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也將產生這麼幾項結果：（一）企業間產品的轉移，有了公共的價值尺度；（二）企業獨立計算盈虧，推動管理部門尋求可以提高勞動生產力，減低成本的因素而加以利用。這對社會生產的發展就已經有很多好處了。至於有了貨幣這個工具，對消費者來說，無論如何比實行領物憑證式的勞動券要方便得多，有利得多，這在前面已經指出過了。
實行經濟核算制的有利結果，實質上一定遠遠超過前面指出的二點。（一）不論消費品或生產資料的品種規格都千差萬別，需要變化的因素也是複雜多端。如果說它們的生產與消費及兩者間的平衡，全部規定在一個經濟計劃中，可以不發生任何困難，那是客觀上做不到的。因此，（二）生產資料在不同企業間的轉移，要由企業間直接的購銷關係或合同關係來補計劃規定之不足。（三）消費品的銷售，要依賴零售市場中價格的調節來平衡供需。（四）使企業勞動者的報酬，與企業為擴大生產所需的基本建設投資，與企業出售產品的收入發生一定程度的聯絡，如獎勵金制度、企業基金制度等等。於是經濟計劃就成為這樣一種計劃，它規定有關生產分配及產品轉移的全域性性的、關鍵性的專案；它規定各個生產企業的經濟指標，但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對全部生產分配與產品轉移規定得具體詳明，絲毫不漏，因而是絕對指令性的計劃。經濟計劃因為是全域性性的，關鍵性的計劃，因此，社會經濟執行過程不再任令客觀的經濟規律盲目發生作用了；但經濟計劃又不是具體詳明到這種程度，以致任何企業（或甚至包括任何個人）只要按照計劃辦事，就可以萬事大吉。經濟計劃是用經濟核算來補足的。
經濟核算所起的調節作用，又使計劃獲得若干種用統計調查所得不到的資料，作為今後制訂計劃的根據。比如說，社會消費水平提高了，消費資料的生產應作相應的擴大。可是在多種消費品中，到底擴大什麼，擴大多少，比例如何，無論作怎樣詳細的消費調查都是得不到可靠資料的。消費品零售市場中的熱銷、滯銷、價格漲落，就可以使我們察知需要的變化，據以調節生產。同樣，各個生產企業產品銷售情況，價格與利潤的變化，也指示了產品的生產與消費間平衡的情況，與勞動生產力變化的程度。這對制訂今後的經濟計劃是有極大用處的。①社會再生產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逐年再生產計劃不是憑空制訂出來的，經濟核算制所提供的資料是計劃制訂的基本根據之一，沒有這些，經濟計劃是制訂不出來的。
① 定額，是從經濟核算資料中獲得的。所以，有人以為有了需要量，加上定額，就可以編計劃，不必依靠經濟核算，是忘掉了定額本身還需要一個根據才能產生出來，它是不能憑空掉下來的。
必須指出，一個實行廣泛社會分工的社會主義生產，只有實行計劃經濟，才能避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但同時也只有當它是實行經濟核算制的計劃經濟，才能廣泛動員群眾的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力，在計劃所不能細緻規定的地方（事實上過於細緻的結果，一定與實際生活脫節），自動調節生產、分配、產品轉移與消費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提供許多制訂再生產計劃的根據。生產規模愈大，生產分工愈細，消費水平愈高，經濟核算制度就愈為必要。社會主義各國的經驗，已經足夠證明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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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經濟核算制，就有可能利用價格與工資率，調節勞動者的報酬，本文第二節已經述及。
價格對於產品的生產與轉移，也能起調節作用。因為既然各個企業都有核算贏利的責任，贏利的來源又不外是提高勞動生產力與獲得有利的產品價格兩者，那麼，企業總是願意進行那種價格有利的生產。所以，實行經濟核算制以後，就有經過價格結構以調節產品生產與流通的可能。前面講過，社會主義各國運用經濟核算制度的具體政策有所不同，經過經濟核算制度所能發生作用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一般說來，這種作用以價格、成本、勞動者報酬與基本建設投資四者聯絡緊密的程度而定，這就是說：
（一）如果價格、成本、勞動者報酬與基本建設投資相互間不發生聯絡，分開來由企業對社會負責，經濟核算制所能發生的調節作用就比較弱。例如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如價格由計劃規定，產品由國家統銷，盈虧由全社會包下來，勞動者報酬由國家保障，企業完成計劃所定產量任務就可交賬，經濟核算制對生產與流通所起的影響就會很小；
（二）如果上舉因素中幾項聯絡起來，由企業獨立負責，例如，產品不由國家包銷，產品銷不出，企業就有發不出工資，無法繼續再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