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人民的基礎之上的。殘酷的剝削引起反抗，公元前7世紀中期，美塞尼亞發生了規模壯闊的革命運動，斯巴達人用全力來撲滅這次革命。所謂的第二次美塞尼亞戰爭歷時20多年，傳統說，戰爭期間如此之長，動員規模如此之大，斯巴達的男丁悉數從軍，戰爭結束歸來時，後方的婦女和邊區居民“私通”生下來的“私生子”都已經成人了。這些私生子被斯巴達人驅逐出去，移居義大利南部的塔林頓（Tarentum）。
長期殘酷的“第二次美塞尼亞戰爭”以斯巴達的勝利而告終。美塞尼亞再度被征服，一部分人移居海外，其餘的被征服人民一直處於稱為黑勞士的農奴地位。可是這一次戰爭大大提高了斯巴達人的警惕，為了防止“叛亂”，保持征服所建立的秩序，從此，黑勞士永遠處於嚴厲的監視之下，斯巴達的男人則從小就處於嚴峻的軍營生活之中。斯巴達不是一個城市，而是一個軍營。一切藝術文化會鬆弛這種恆久的警惕與嚴峻的軍營生活，於是，斯巴達人從此就不要藝術文化了。嚴峻的軍營生活要求一種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商品貨幣經濟會瓦解這種秩序，斯巴達人從此禁絕貴金屬在國內流通，交換媒介只准用笨重的鐵塊……
這就是傳統所稱道的來庫古（Lycurgus）的立法。其時在公元前7世紀末，大約和雅典的庫隆暴動同時。來庫古的口傳約章（Rhetra）規定，斯巴達公民家庭新生的嬰兒要送給長老，經過檢查，若認為不宜讓他生存，就拋到泰革託斯山峽的棄嬰場（Apothetae）。強健的可能長成為良好戰士的嬰兒才許養育成人。青年人終年不穿鞋，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團隊（Agele）裡，從事體育鍛煉，運動和學習語文。少年人和青年人都奉命去做苦工，並且必須絕無抗議、絕無怨言地去完成。成年公民每人領受一分份地，由黑勞士耕種，他們依照斯巴達人的分地被規定10人至15人一組，向公民交納實物貢賦——大麥、豬肉、酒和油。公民不得從事生產勞動，他們必須參加公餐（Syssitia），不論貧富都吃一樣的東西，每人交納定量產物給公共食堂供公餐之用。全部公民都是戰士，平時都生活在按軍事編制的集體裡，軍事操練一直不斷。斯巴達人在美塞尼亞戰爭中發展出來的一套恆常防衛農奴“叛亂”的制度，使得斯巴達的重灌步隊成為整個希臘世界最精銳的軍事力量。他們還相應地建立起來一套集體主義的、不怕個人犧牲的、以軍事榮譽重於生命的精神進行訓練的制度。古希臘歷史家希羅多德告訴我們，希波戰爭中防守溫泉關的斯巴達王李奧倪達部下300戰士全部戰死，其中有兩個人因患病得李奧倪達允許離軍，一人聞警返陣戰死，一人生還本國，受到全民蔑視，後來在普拉提亞（Plataea）戰役中奮勇作戰，才洗雪了汙名（Ⅶ，229—231）。
斯巴達的兩個王統率國軍（在征伐時由二王中的一王統率），審判主要有關家族法的案件，執行某些祭禮。斯巴達的最高政治機關是長老議事會，長老是由公民大會從有勢力的斯巴達氏族中選舉出來的。公民大會另選出五個監察委員，後來監察委員發展成為超乎議事會之上的寡頭機關，他們陪同國王出征，監視王的行動；他們負責徵募國軍，決定一切政策，後來又掌握司法裁判權。不過監察委員還得對公民大會負責，宣戰媾和等重大決定，要由公民大會透過。塞爾格耶夫說：“斯巴達的憲法，對斯巴達公民來說是民主制的，但是對附庸民族來說就是寡頭制的”。（《古希臘史》，第162頁）
斯巴達的全權公民最多的時候不過一萬人，到公元前5世紀時就不到6000人了。軍隊以公民組成的重灌步兵為主力，邊區居民從軍組成輔助部隊，黑勞士也要從軍，任軍中雜役，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人力不足，有黑勞士參加重灌步兵，有一次，在美塞尼亞形勢十分不穩的狀況下，監察委員佯稱要解放參戰有功的黑勞士2000人，讓他們戴上花冠參加祭典，同時暗中組織青年公民發動一次“特務行動”，這2000人從此就不知所終了。
這次“特務行動”終究是非常措施。以黑勞士的身份而論，他們要交納實物貢稅，但他們有自己的家計；他們分屬於各個公民；然而他們不能被出賣；不像“買來的奴隸”那樣是“會說話的工具”，顯然他們是農奴。對此國內史學界有過激烈的爭論。後面還準備專門加以討論。
拉覬戴孟同盟
斯巴達征服美塞尼亞，使得它成為按古希臘標準而言的領土十分廣闊的國家，這已經是希臘本土政治上一種“集團化”，然而它還沒有從此停止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