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資是勞動者個人領受的勞動報酬，也就是社會總的消費基金中分配給他的部分。捐稅與利潤，歸入國家預算體系。國家經過預算體系，將這部分預算收入分配為積累基金及公共管理基金、社會保證基金、科學教育藝術基金等等；
三、在社會勞動生產力水平不變的條件下，工資率與產品價格兩者，決定全部企業繳納利潤及捐稅的數額，也決定社會純收入可供再分配的數額，所以也決定了消費基金與積累基金間、各類消費基金間分配的比例。
利用上述分配方法，進行下述各種調節是方便的：
（一）當社會勞動生產力提高，可以提高工資或減低物價，使國民收入中分配為消費基金部分不致低於應有水平；
（二）社會應用較大力量進行擴大再生產，因此工資的提高或物價的減低，應低於勞動生產力提高的程度，使消費基金與積累基金間維持適當的比例；
（三）當某部類生產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的速度，高於別的部類時，可以降低這個部類生產品的價格，使價格的運動適合於各類產品間價值比例的變化；
（四）當各部類生產中的工資率，不適合於勞動者熟練程度的差別時，可依不同比例調整各部類工資率。
目前社會主義各國還存在著兩種所有制，國民收入的分配與再分配的途徑比上面所說的還要複雜一些，這一點我們在後面還要詳細論到，現在姑且對此存而不論。假定一個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會，消費品的分配只存在於社會與勞動者之間（“公社及其社員之間”），作為分配工具的貨幣，除掉儲存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單位名稱（例如元角分）而外，按照恩格斯的原則，就是勞動券，而不是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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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貨幣這個工具來分配消費品，還有下列好處，是領物憑證式的勞動券所不能替代的。
勞動者及其家屬的消費要求可歸併為若干類，如食品、衣服、居住等等，這些種類的消費要求是可以統計出來作為計劃生產的根據的。但從具體的消費品的品種、花色而言，由於消費興趣的多樣化，人們必然要求自由選購，反對憑證領取。
個人消費要求的滿足，很大部分是用購買物品的方法，但還有不用購買物品的形式的，如：（一）住宅的租賃；（二）個人生活服務如理髮、洗澡、市內交通、外地旅行、旅館服務等；（三）文化娛樂；（四）勞動者個人負擔的子女教育費、託兒所費用等等。滿足這些要求，不能依靠領物憑證式的勞動券，只有用貨幣來支付。
延期消費與提前消費，在我們社會中是通行的。前者，就是儲蓄，後者如分期付款購買耐用消費品。勞動者消費興趣多樣化的結果，延期消費與提前消費是不可避免的。這不僅需要利用貨幣，並且還需要一個信貸系統，利息也還儲存著。社會主義各國的經驗，儲蓄、信貸與利息不會造成生產資料的名存實亡的狀態，因為儲蓄的數量，比之公共積累是一個微小的數額，因而是無關大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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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有沒有利用領物憑證式的勞動券的歷史經驗呢？從瞿秋白同志下述記錄看來，那樣的經驗是有過的：
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每一城市作為一共產社。又一友人告我，俄國現在無物不集中，消費者都以團體為單位，個人名義很難領到需用物品。……譬如莫斯科公社——市政工會之類，每月為莫斯科居民運取食糧，消費者憑勞動券領取，勞動券以工作高下為標準分好幾等，每等可得若干，十日以前在消費公報登載。……（1921年3月21日）①
“回憶二三月間，我到俄國人家裡，那冷淡枯寂的生活，黑麵包是常餐便飯唯一的食品。……現在豐富得多了，可是非得有錢不可，市場物價因投機商人之故很不穩。然而大概而論，大多數勞動人民也受許多方便利益——工廠工資大增，廢勞動券而令得購買於市場的可能。（1921年5月1日）”②
① 《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第100…107頁。
② 同上，第119頁。
這裡所提到的勞動券，按所記錄的情形來說，應該是指領物憑證式的勞動券，因而也就是不經過貨幣（不經過交換）的產品直接分配。這種產品的直接分配，列寧認為，在當時是“我們力不勝任的事”：
“在1921年時，即當我們渡過了國內戰爭中最重要的階段，並且是勝利地渡過這個階段之後，我們就碰上了蘇維埃俄國內部很大的——我認為是極大的——政治危機，這個危機不僅造成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