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事會選出議長委員會，共50人。這50人分為10個組，每組5人，每組輪流主持日常政務35—36天，所以，在議事會的一年任期內，每個議事會成員都有一次成為主持政務的五議長之一。
每個部落選出一個將軍，統率本部落徵集的公民軍，並組成一個“十將軍委員會”統率全軍。以後，雅典最高政權實際上操在“十將軍委員會”手中。
有資格選任為議事會成員的，還限於公民中富農和騎士兩級。在它以下的中農和貧民兩級仍不得選任為議事會成員。
三、陶片放逐法是克利斯提尼法典中最富特色的一種制度。每年春季，召開一次非常公民大會，用口頭表決是否要實行陶片放逐，換句話說，決定公民中是否有人危害了公民自由，必須加以放逐的。假如指出了其人，就召集第二次公民大會，每個人在陶片或貝殼上寫下他認為危害公民自由的那個人的名字。凡被大多數投票判決有罪的人，就要離開雅典，為期10年，但是他的財產不被沒收，期滿回來，他以前的一切權利也隨之恢復。
陶片放逐法表明當時雅典公民絕大多數人識字，能寫。此法目的原在防止陰謀奪取政權的僭主政變，曾經起過巨大作用。希波戰後，僭主政變的威協實際上不再存在，這個制度還維持了一個時期，不過那時已失其原意，成為黨爭的工具了。
雅典民主的確立
雅典政制，到克利斯提尼改革為止，確實兼具“主權在民”和“輪番為治”的兩個特色。梭倫、克利斯提尼所建立的這種制度，雖然中間還經歷一些曲折，到公元前4世紀末亞歷山大征服為止，基本上沒有變化。甚至亞歷山大征服以後，雅典事實上已經喪失主權國家地位，淪為馬其頓王國的附庸，以及後來被羅馬征服，雅典淪為羅馬統治下一個自治城市的時代，政制的某些方面還保持了下來。
倘使我們回顧這種政制建成的過程，我們可以歷數以下各點：（一）庫隆暴動，動搖了古老的貴族寡頭專政；（二）德拉孔立法，貴族作出了某些讓步，但那是屬於貴族鞏固他們已經動搖的經濟和政治統治的企圖；（三）在嚴重的階級矛盾面前，雅典沒有經歷一次暴力革命，找到了梭倫這樣一個民選調解官，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四）庇色斯特拉託的僭政，客觀上起了貫徹梭倫改革的作用，從此以後，貴族階級獨佔政權的那種舊秩序再也不可能恢復了；（五）雅典人民推翻僭政，實行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雅典民主從此確立了下來，回顧這個過程時可以發現一種饒有興趣的現象，這一連串歷史事變中起了某種主導作用的人物，全屬於貴族階級，甚至克利斯提尼的改革，也留下了幾個貴族世家之間爭奪政權的某種痕跡。不過這種現象，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民主政治建立初期，文化知識和政治經濟事實上是貴族階級獨佔的。當經濟基礎和時代潮流決定歷史演變趨向的時候，貴族分子有的出於個人的信念，有的純粹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投向人民方面，成為民主政治的鬥士，這是一種合乎歷史規律的現象。其中某些人，如稜倫，具有偉大的人格，讓“已經進網的魚跑掉”，而不願僭竊政權，則為世世代代的後人所敬仰。
希臘城邦制度的最後完成
雅典民主確立於公元前6世紀之末，其間經過一個庇色斯特拉託的僭政時期。庇色斯特拉託僭政時期，正是希臘世界諸國普遍為僭主所統治的時期——小亞細亞諸邦，大希臘與西西里、希臘本土科林斯，西息溫、麥加拉、卡爾西斯等經濟比較繁榮的諸邦亦然，唯有斯巴達保持古老的貴族政制原則，始終保持反對僭主。雅典推翻僭主，固然有斯巴達的幫助，但斯巴達指望雅典恢復貴族寡頭專政。雅典則不僅維護了梭倫改革的原則，還向民主化方面繼續跨出了一大步，為希臘諸邦做出了範例。克利斯提尼以後不久，就發生了希波戰爭。戰後雅典在經濟實力上超過米利都、科林斯，在軍事實力上超過了斯巴達，不僅後來雅典同盟加盟諸國奉它為盟主，它事實上還成為全希臘的楷模，它的民主制度成為各邦效法的榜樣。例如，雅典政制中最具特色的陶片放逐法，據考證，就有米利都、阿爾哥斯、敘拉古、麥加拉四國仿行。公元前5世紀以後，希臘各邦政制還是五花八門，各具特色，而且也變化多端。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據說就蒐集了150多個例項，作了比較研究寫成的，現在我們讀這部著作，還可以看到希臘政治的十分複雜的多樣性。但是，大體說來，除早期和後期的僭主政治而外，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主權在民”與“輪番為治”總是它們的共同的特色。所以，我們說雅典民主的確立，就是希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