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內立了新法，改革了舊制，它們的歷史意義，以前屢次說到，這裡不再重複。
立法者這個名詞，是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人常常使用的名詞，如孟德斯鳩、盧梭，這個名詞在我國和僭主、民選調解官一樣是陌生的。近人麥孟華（康有為的門生，見所著《商君評傳》）說：“中國……數千年來未聞有立法之事，惟求之於二千年上，其有足與來庫古、梭倫相彷彿者，於齊則得一管子，於秦則得一商君。”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比擬也是可以的，但是管仲、商鞅是君主的顧問和大臣，而不是民選的調解官；他們的立法活動，是為君主謀富國強兵，而不是為了調整階級關係；他們立法取消了世卿政治，但是所確立的政治制度是專制政體。希臘的立法者，則把貴族政體基本上改變成了民主政體，甚至斯巴達的來庫古也不算例外。何以兩者間有此差別，看起來，上面的解釋也是適用的。春秋戰國時代，正當我國曆史轉變的關頭，但是從殷商到西周、東周長期“神授王權”的傳統，已經決定了唯有絕對專制主義才能完成中國的統一，才能繼承發揚並傳佈中國文明，雖然這種專制主義使中國長期處於停滯不前，進展有限的狀態之中，但這是歷史，歷史是沒有什麼可以後悔的。
顧準《顧準文集》
第六章 城邦希臘從極盛到衰亡——公元前5—4世紀的希臘
第一節 概況
城邦希臘的發展和希臘城邦制度的最後形成，都以希臘人得以比較自由地殖民於東西南北為其先決條件。大體說來，時期愈早，這個條件愈充分，時期愈晚，困難愈大。由上章，我們已經知道，公元前7世紀起，希臘人在東方首先是面臨強大的呂底亞王國，以後又面臨更強大的波斯帝國，以至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不得不作避難移民，或則屈服於呂底亞、波斯的統治。在西方，從公元前8世紀起，希臘人和伊達拉里亞及迦太基之間移民競爭十分激烈。總的說來，公元前6紀世紀末，地中海和黑海周邊可以殖民的地方或者已經分割完畢，或者因為內陸強國的阻力，新殖民城市已經沒有建立的餘地了。以本土為中心的希臘世界到公元前6世紀末已經定型，從此再也沒有擴充套件，希臘城邦制度，經過長期演變，到此時也已最後形成，燦爛的希臘文明就是在這個根基上成長起來的。
公元前6世紀以前，希臘世界的擴張，決不是和平的擴張，進入公元前5世紀以後，希臘人更面臨著對外戰爭的考驗。其實，從公元前6世紀中期波斯崛起於東方以來，戰爭愈來愈不可避免。只是因為希臘的小亞細亞諸城迷戀於長期來經濟發展和“分裂繁殖”的傳統，又因為他們本來就和當地人民混合，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意識比較濃厚，民族感情不甚強烈，一時竟然安於藩屬波斯的處境。公元前5世紀後期，波斯在征服小亞細亞後繼續南進，公元前540年征服巴比倫，當時屈服於巴比倫的腓尼基諸邦（推羅，西頓等）隨而成為波斯的藩屬。公元前525年前後，波斯又征服埃及。自此以後，小亞細亞希臘諸邦處境愈來愈惡化。公元前5世紀初發生了伊奧利亞希臘諸邦反波斯起義，成為希波戰爭開始的訊號。從此以後，直到公元前4世紀末期亞歷山大征服波斯，200年間，希臘、波斯一直處於敵對狀態之中。城邦希臘和希臘城邦制度在對波斯的長期鬥爭中經受了種種考驗，在這些考驗中，城邦希臘發展到它的極盛時代。然而鬥爭最後結局卻是波斯被希臘人征服了，城邦希臘也在鬥爭中消亡了。這200年的歷史，顯示了城邦制度的長處，也顯示了它的致命弱點。不熟悉城邦制度的中國人，在比較仔細地研究了這200年的歷史以後，確實可以對城邦制度獲得比較深刻的理解。
西方希臘也面臨強敵。公元前6世紀以後和希臘人在西地中海激烈競爭殖民地盤的伊達拉里亞，在與公元前5世紀興起的羅馬的鬥爭中衰弱下去了，而羅馬又要到公元前3世紀才得以完成義大利中部的征服，所以“大希臘”一時還沒有北面來的威脅。但是公元前5世紀初的迦太基，經過國內劇烈的政治變革以後，建成了一個以僱傭軍為基礎的強大的海上帝國，正在波斯人積極西犯的時候，它第一次集合全帝國的力量組織大軍登陸西西里，這就是和希波戰爭同時發生的希迦戰爭。和希波戰爭一樣，希迦戰爭也持續了好幾百年，西西里和“大希臘”諸城邦，在長期戰爭的考驗中所定的道路和“東方希臘”頗不相同。結果是，西方希臘對迦太基的戰爭由羅馬接了過去，在三次布匿戰爭中羅馬征服了迦太基帝國，附帶也征服了西方希臘。西方希臘的歷史，也構成了城邦希臘消亡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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