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在工宣隊的動員下，為此，馮友蘭向毛澤東寫了一封感謝信。1971年5月間，毛澤東讓謝靜宜轉告馮友蘭：“你寫的信看過了，謝謝你，並向你問候。”馮友蘭受到感動，又寫了一封感謝信，其中還有一首詩，託謝靜宜轉達給毛澤東。其中詩云： 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 賴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綠成蔭。 解放以後，馮友蘭也寫了一些東西，其內容主要是懺悔。首先是對他在40年代所寫的那幾本書的懺悔，並在懺悔中重新研究中國哲學史，開始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但是在有些時候，也發表了一些不是懺悔的見解和主張的文章。因而，到1973年批林批孔開始時，馮友蘭心有餘悸，擔心又成為眾矢之的，遭到批判。後來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呢。我和群眾一同批孔尊孔，這不就沒有問題了嗎？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馮友蘭寫了《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兩篇文章，在會場上唸了一遍，果然大受歡迎。很快，馮友蘭的這兩篇文章由《北京大學學報》登出。不久《光明日報》加“編者按”予以轉載，《北京日報》也轉載了。這兩篇文章為何如此受到重視呢？一直到1974年1月25日，馮友蘭聽了謝靜宜在國務院直屬單位批林批孔大會上的講話才知內幕。謝靜宜說：有一次會上，北大彙報批林批孔運動的情況，談到馮友蘭的那兩篇文章。毛澤東一聽馬上就要看，看後提筆改了幾個字和幾個標點符號，後來發表了……1975年，馮友蘭所著《論孔丘》出版，對孔的評價，與前迥異。 經過50—60年代的生活波折，又經歷了70年代思想的折騰，馮友蘭決意空所依傍，直陳己見。80年代後他只寫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實際上，解放後，馮友蘭在許多問題上並未苟同於一般之論，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諸如：50年代所寫的《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再論中國哲學遺產繼承問題》、《樹立一個對立面》等都屬這類文章。即使像《質疑與請教》這類自我批評的文章，他仍堅持某些多年來的觀點，這些文章發表後，遭到了急風暴雨式的批判，他有時迫於時勢，寫了檢討文章，實質上也並未放棄這些觀點。 正是基於以上這些經歷、教訓，1979年，馮友蘭拋開“文革”前已出版的兩本《新編》，以84歲高齡重新開始寫7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除開1982年他出訪美國，接受母校哥倫比亞大學贈予的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以外，其它時間都集中用於《新編》的寫作，甚至政協全國會議也不出席，終於以95歲的高齡完成全書，這時，離他去世只有五個月。  
作者點評
馮友蘭作為一個哲學史家、哲學家、教育家，他的著作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價值是極高的。在20世紀的70年代，他寫的《人生哲學》就已經翻譯成英文字，日文字。它不僅使中國哲學走向了世界，而且也為世界瞭解中國哲學開啟了一條通道。 馮友蘭首先是一位哲人。在1982年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儀式上的答詞中，他寫道：“60年是個很長的旅程，我這個旅程充滿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敗，被人理解和被人誤解，有時居然受到讚揚和往往受到譴責。對於許多人，尤其是海外人士，我似乎有點令人困惑不解。讓我借這個機會說說我的旅程的性質，或許能澄清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方。”他經常引用儒家經典《詩經》中的兩句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來闡發其對哲學的思考，“就現在來說，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現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舊邦的同一性和個性，而又同時促進實現新命。我有時強調這一面，有時強調另一面。右翼人士讚揚我保持的舊邦同一性和個性的努力，而譴責我促進實現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則欣賞我促進實現新命的努力，而譴責我保持舊邦同一性和個性的努力。我理解他們的道理，既接受讚揚，也接受譴責。讚揚和譴責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斷繼續前進。這就是我已經做的事和我希望將要做的事。”他一生的哲學著作約計670萬字。 第二，馮友蘭又同時是一位愛國主義者，這不僅能夠從他在學術研究方面為弘揚中華文化所做的一切努力中得到印證，還能夠從他雖然在人事上有浮有沉，但他始終依附在祖國的大地上，沒有一刻離開祖國這一問題上得到有力的說明。當然，馮友蘭同時還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凡人，他的一生歷經了中國清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