妗！薄 �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上海百廢待興，冒廣生為舊時文史職員，雖學問深博，政府亦無暇顧及安置，失去工作的冒氏生活一時陷於困境。不久，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得知此事，於1950年7月來到冒老的住所——上海延安路模範村的一所舊宅裡，一見面，陳毅市長就說：“仰慕已久，仰慕已久！”又關心地問冒老的生活起居和著述情況，賓主一同笑論詩詞。臨走時，陳毅對冒老說：“我知道你現在很清苦，我先給您一些錢用，你要保重身體，安心讀書寫作，生活問題一定會妥善安排的。”冒老十分感激，靜心在家中著述研究。不料幾天後，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送來聘書，聘冒老為文管會的顧問。為此冒廣生專為陳毅市長書寫扇面，另請上海畫壇巨匠吳湖帆先生作畫，以答謝陳毅的知遇之恩。陳毅在調往北京前，還多次殷殷詢問冒老的生活及著述情況，使冒廣生深感晚年居得其所，生逢其時，交遇知音。  
冒廣生小傳（3）
1957年初春，冒廣生來到北京探望兒子冒舒湮，住在兒子家。來京後，冒老致書陳毅以敘舊情。陳毅當時已是元帥了，得信後即派秘書持一封親筆信到冒老下榻之處，誠邀冒廣生參觀故宮博物院，並在御花園品茗。冒氏欣然應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潛和謝無量。６月，應陳毅之請，冒廣生撰寫了《對目前整風的一點意見》，文章見報後，《人民日報》記者來到冒老住所採訪，寫了一篇專訪《八五老人一席話——訪冒廣生先生》，此文也在《人民日報》上登載，兩篇文章後來在海內外多家報紙上轉載。 轉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廣生在北京的兒子家中接到國務院來的一個電話，說午後有位中央領導人來探望他。他一時奇怪，是誰呢？陳毅元帥來時是不會先通電話的，不久陳毅來電話告訴他說是周總理要來看望他。下午3時，一輛黑色轎車在大門口戛然而止，只見輕車簡從、身穿淺灰色中山服的周總理，穩步緣梯拾級而上，兒子舒湮忙迎上去。總理問：“冒老在家吧？”“父親正等候大駕光臨。”總理握著舒湮的手端詳著說：“我們在重慶見過面，當時還不曉得你是鶴老的公子。”冒廣生也跟著迎上來。總理笑盈盈地說：“我聽陳毅同志說鶴老來了，早就想來探望的，政協正在開會脫不了身，昨天剛閉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冒老說：“你是大忙人，我怎敢驚動呀？”總理在沙發上坐定後，呷了一口茶。當時北京仲夏燥熱，總理卻裝束齊整，連領口也未解釦。舒湮剛剛開啟電扇，總理卻擺手阻止說：“老人家怕受不了風寒，還是關上的好。”然後開始了話頭：“峋芝叔父和鶴老是多年同事。他自從李純死後就不再當官，晚年信佛，窮困潦倒。解放後，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幾年才去世。鶴老來遲一步，可惜緣慳一面了。” 原來峋芝是總理的六叔父周嵩堯，字峋芝，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丁酉科舉人，晚冒廣生一科。在晚清時，周嵩堯曾任內閣侍讀，轉授江北提督、巡撫王士珍的總文案。王士珍賞識他的才幹奏知朝廷，欽命郵傳部郎中，掌路政司。冒廣生當時先後任刑部和農工商部郎中，二人同為京官中的江南同鄉，因結為至交。入民國後，周嵩堯任江西督軍李純的秘書長，不久內調袁世凱的最高軍事參議院性質的統率辦事處任秘書。 冒老聽了總理提到當年老友，不禁感喟，回憶往事說：“峋翁為人頗重節概。我曾在他手下當淮安關監督，一別數十年了。我是光緒甲午舉人，他是丁酉舉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齋詩存》和筆記刻本都還在嗎？”總理說：“我早年學寫舊體詩，也可能受家叔的影響。鶴老的詩詞，我也拜讀過。您在淮安時，好像還刻過《楚州叢書》，儲存了地方文獻。”冒老笑道：“這算不得什麼！我每到一個地方，總愛蒐集當地文獻刻印集子，也算是對地方的報答吧。在甌海關任內，我刻過《永嘉詩人祠堂叢刻》，蒐羅了自謝靈運以來迄至二黃先生的集子。在鎮江關時，也刻過《至順鎮江志》。”總理問：“二黃先生指的誰？”冒老說：“晚清著名瑞安學者黃紹箕，字仲韜，和紹第，字叔頌是昆仲。叔頌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總理說：“原來冒黃二家還是至親。”總理順手取過茶几上冒老的摺扇，欣賞著張大千的畫，似乎喃喃自言自語：“張大千的畫確實有功夫。”又指著扇面上的題詩問：“馬敘倫先生好像說過，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這個姓，跟匈奴單于冒頓有關麼？”提到族源，冒廣生說，依據家譜記載，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鎮南王胱歡的後裔，與冒頓無干。“那你們是‘黃帶子’了。”總理風趣地說。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