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不覺時間飛逝。總理起身要走了，對冒老說：“今天太難得了，我有這樣兩小時的休息。能見到鶴老，我更高興。毛主席委託我捎個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想見面談談，希望鶴老多住幾天。”冒老要起身相送，總理堅決阻止他下樓，冒老只得站在樓梯口與總理揮手告別見《大地》1998年6期舒湮的《再憶周總理話家常》。。 果然不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毛主席派來兩輛小車來接冒老去中南海。汽車緩緩開進中南海後，只見毛主席早已等在門前，見到車來，忙趨步向前迎接，與冒老握手問好。讓入書房後，二人敘談良久，話題談到時局時，毛主席說：“你們過去提倡革新，我們後來號召革命，大家都是為了救中國，是一條道路上的人。”冒老一時感到如沐春風。後來又談到詩詞上去，這時冒老將帶來的自己的著作《疚齋詞論》、《宋曲章句》、《四聲鉤沉》、《傾杯考》四大本贈給了毛主席，主席接過書十分高興。臨走前，毛主席問冒老：“冒先生今天來可有一言相贈？”冒老坦言說：“現在黨內正在整風，我是經歷過幾個朝代的人，共產黨能把中國搞得這樣強大，譬如一頭雄獅，身上也不免長几只蝨子。古人云：蟣蝨雖小，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主席聽後連聲說：“講得好，講得好，我一定記在心裡！”冒老起身辭別，主席親自送冒老上了汽車，還用手遮住車門上沿，怕冒老碰了頭，一片尊敬之情令冒老終生難忘。 冒廣生回到上海，身體漸不如前，陳毅曾多次邀其去京參加政協，皆因病未能成行。1959年8月10日，冒廣生先生在上海病逝，遺體葬於蘇州靈巖山五龍公墓。冒廣生墓在“文革”時被毀，“文革”後其後人在北京植物園內櫻桃溝建了一個衣冠冢，趙樸初先生為其寫了碑文。1997年，北京文物局批准將冒廣生先生墓定為海淀區文物保護單位。  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作者點評
冒廣生是出身書香世家的舊式文人，他身上具有典型的中國士大夫的氣質，他一生中經歷了幾次社會大變革，戊戌變法他是積極的參與者，辛亥革命後他是留任的前清官員之一，民國時期他也能發揮自己的才幹，做一些有益於地方文化傳播的事業。他國學基礎十分深厚，他對地方文化事業的關心比對海關的政務要多得多。這種研究文化和當朝做官的矛盾在中國古代文人中早就取得了十分協調的統一，是有悠久傳統的。宋代的歐陽修、蘇軾、王安石、朱熹，明代的王陽明、楊慎，清代的紀曉嵐、畢沅、阮元、龔自珍等莫不如是。甚至如張之洞者，不光是朝廷大員，在我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開了創許多具有里程碑性質的事業，而其在學術上的研究也是頗有建樹的。這種以官護文，以文立官的現象，是我國封建社會千百年來儲存下來的一種優良傳統，它在冒廣生身上又一次得到體現。 從他對歷次革命運動所表現的態度上，我們可以斷定他的思想是傾向進步的。他不光以文會友，而且以同志交心，他曾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極深。林旭被捕前夕，他竟能不避殺身之禍，與林旭相伴通宵，足見其之為人。中國在上世紀的前半葉，戰爭頻仍，冒廣生作為一個有著極深的家學淵源的舊式文人，最終離開了政壇，回到了自己所熟悉和愛好的古典文化中去，從事研究工作，而且成就卓著。 他對經學、史學、諸子、詩詞都有深入的研究，學術面頗廣。尤其在詞學上的成就，應該說在近代詞史上佔有一定的學術地位。他的《小三吾亭詞話》，保留了大量近代詞人的詞作和學術行蹤，是今天研究近代詞人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後被收入唐圭璋先生編的《詞話叢編》。他在詞學理論上的貢獻則有：他提出了詞來源於唐詩中的五、七言絕句的觀點。他認為詞的本體是絕句，而以簡馭繁，用增、減、攤、破的方法來加以變化，漸進為詞；他指出填詞不一定要墨守四聲，古人之詞中早有先例，並認為：“無論詞曲，是陶冶性靈之事，非梏桎性靈之事，……若於句之首字、三字，平仄亦不許移易，甚至通首平、上、去、入，一字不許移易，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帶鎖作詞囚也。”這一論斷不光說明他對詞體研究之深，更表現出他有一種敢於衝破束縛的革新精神，可以說是當時沉悶詞壇中的一聲洪鐘。 新中國的到來使他的生命又一次迸發出青春的火花。他不是遠離政治，也不是抱著舊式文人的逆反心態來挑新中國這頭雄獅身上的蝨子，而是以一種讚賞的目光看待身邊發生的一切，所以他能和陳毅暢所欲言，和總理靈犀相通，和主席促膝而談。這一點是許多舊時代從事文學研究的文人難以做到的。他對主席說的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