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論》等，這些都是頗見功力的學術專著和論文。抗日戰爭勝利後，冒廣生應聘為國史館纂修，起草人物傳記多篇。他在南京和當時名流多有往來，如柳詒徵、汪闢疆、尹炎武、于右任、程潛等。 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曾樸的小說《孽海花》在上海流行。1943年冬，冒廣生也讀到了這本書，一時勾起他的回憶，決定寫些他所瞭解的一些有關《孽海花》的人物、事蹟的掌故，文字著重於書中人名索隱，間附訂誤瑣聞，詳載各人籍貫、科分、職業，後來這些書稿收集在魏紹昌先生所編的《〈孽海花〉資料》中，名為《〈孽海花〉閒話》。 一天，冒廣生的兒子帶來一人，說是要拜訪先生，相談後才知來者原來是遊學歐洲歸來的錢鍾書。談話間，錢鍾書看到冒氏寫的《後山詩任淵注補箋》，十分欽佩。後來錢鍾書在他的《談藝錄》中記到此次的會見，評價冒氏的《補箋》一書時說：“其書網羅掌故，大裨徵文考獻，若夫劉彥和所謂‘擘肌分理’，嚴儀卿所謂‘取心析骨’，非所思存。” 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上海百廢待興，冒廣生為舊時文史職員，雖學問深博，政府亦無暇顧及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