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取文憑。我是書香子弟，他是小康後裔；由於飽嘗稼穡之辛的農村經歷，我有悲情情結；因為初試仕途沉浮的社會實踐，他有失意心懷；開放前的中國社會現實，把昔日的夢想和追求打的粉碎，一代青年陷入信仰危機狀態。我們同代人失去的實在太多，在漫長的無序動盪不安之中，個人追求和為社稷謀福利的最佳年華付諸東流，無情摧毀了人們的精神支柱和價值觀念，包括一九四九年以來確立的意識形態體系。*中過來的人，都會熟悉那種迷惘和虛無的心態。相比之下，盛大成個人經歷平順一些，至少幸運的免去上山下鄉運動的遭遇。如果說我的思想中有莊老的成份，那麼他一貫是積極用世的儒家處世態度，更具有普遍的悲劇意義。他是共青團幹部，熱衷於政治並以滿腔熱情投身其中，少慕官運，又不甚通達，大有生不逢時的牢騷。然而現實對諸如此類的年輕人開了莫大的玩笑。他欲躋身於領導精英層，但是成功機率幾乎可以忽略不記。我以倜儻不群，率真任情自居，自嘲“小野”（小隱隱於野之意），戲言盛大成是“市隱”（中隱隱於市），力爭“大隱”（大隱隱於朝）無望，自然是幽默機鋒。現在想來，有點刻薄。實際上我又何嘗有曠達超逸的名士風範，附庸風雅而已。地球偌大，總該有一處“世外桃源”，這種陶淵明式的天真，是我們思想根源的重要部分。無論如何，各自的思想均醞釀已久，一拍即合。一九八六年的春天，白天上班，我們幾乎每晚討論到深夜，熔岩接近火山口，爆發是無可避免了。
出國的合法性，是我們為自己行動計劃制定的第一原則。在整個過程中，事實上我們也做到了這一點。當時，只要出示在美國親友的邀請信，就可以申領前往美國的護照。不過要獲得入境簽證，前提是有力的經濟擔保，對於我們而言，是個不切實際的奢望。山姆大叔設定的條件夠苛刻的了。美國國會一貫將“最惠國待遇”和大陸移民政策掛在一起，一九八六年，中美關係處於蜜月期，是建國以來中國政府出入境管制最寬鬆的一年。從此以後，球又踢到西方世界那一邊。面臨洶湧澎湃的移民潮，歐美諸國相繼把門縫調節小而又小，這是葉公好龍的所謂*國家極其虛偽的一面，關於這個問題，後來在歐洲的一個社交沙龍上，曾問過美國駐歐盟一位資深外交官，他的回答是：“我的朋友，根據國際*和遷移自由的原則，這並不矛盾。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任何國家的政府都不能關閉國門，使子民不得越雷池一步。至於其他國家是否有選擇的接納客人，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說的如此堂而皇之，接過他的話茬，我說：“你想必聽說過，共產主義有句名言，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難道西方的*和自由，不是普世的嗎？你不覺得這是一種偽善嗎？”他啞口無言。
第四章
我們拿到護照時，既興奮又新奇。現在的年代幾乎是人手一本，但是在以前，我們誰都未曾見過這個小本本。想象之中，護照應該象遊西域的唐三藏攜帶的關防牒文一般神秘。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當接過公安局郵遞來的護照，才看明白這是國際旅行的身份證，上面標明，該護照前往世界各國有效。看著這個夢寐以求的證件，彷彿已經見到自由的曙光，儘管遠走高飛仍在未定之天。
我們初步制定了一個“迂迴簽證，曲線出國”的計劃，繞過歐美等西方國家遏制堵截外來移民的“馬其諾防線”，第一步先謀求第三世界的貧困落後的國家簽證，直覺告訴我們，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不會是鐵板一塊，無隙可乘。我們開始儘可能收集當時能找到的各種資料，如“世界各國年鑑”，“世界知識”，“華聲報”和“參考訊息”，我們發出各種信件，如：
聯合國緊急援助非洲行動委員會，要求成為志願人員前往非洲饑荒地區。
世界腳踏車旅遊協會，提交環球腳踏車旅行計劃，請求該組織提供路線的建議和沿途國家腳踏車協會名單和通訊地址。
歐洲各大學中文系和華僑子弟中文學校，毛遂自薦前往擔任中文教師。
……不一而足。
所有信函都譯成英文，然後打字力求清晰規範，小心翼翼投入郵箱。這種沒有先例的投石問路，我們心中無數，也完全可能徒勞無功。冷眼者看來，無疑是神經錯亂，好在雙方的妻子都富有想象力，任憑我們左右折騰。
國際郵件往來緩慢，不少的資訊反饋是兩個月以後的事了。在這以前，出乎意料有了一系列的突破。我的妻子已經懷孕，十一月份是預產期，在孩子出生其間是不能離開左右，到北京簽證必須在妻子生產之前或者之後。另外，家庭一點少的可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