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成本的低廉以及對本土市場的熟悉而逐步發展起來的。這一特徵與1978年之後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路徑驚人的相似。正如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中已經發現的，在百年企業史上，國營資本能夠依賴政策優勢在上游資源性領域形成優勢，民間資本則靠靈活的機制和競爭能力，在下游民生領域獲得生存空間，這樣的格局一直未變。 。。
1915作為抵抗的商業（6）
除了實業界的成功之外，民營企業家們還在金融領域奪回了主動權，其領導者竟是一個只有27歲的青年銀行家。
袁世凱政府的財政極為匱乏，為了對付南方的革命軍，袁世凱拼命擴大軍備，增加軍費，而各地的督軍大多自立為王，不向中央政府納稅，其財政始終是一個“破落戶的財政”。在袁世凱看來，銀行有的是錢，開動機器印鈔票就是，所以中國銀行①和交通銀行②，這兩個他控制的官方銀行都不得不印發鉅額鈔票，為此墊付了鉅額資金。中國銀行發行鈔票，1913年只有502萬元，1915年猛增到3 844萬元。交通銀行更多，1914年鈔票發行為893萬元，1915年增到3 729萬元。為政府財政的墊款，中國銀行達1 000多萬元，交通銀行竟達4000萬元。鈔票發行過多，勢必引起銀行的信譽動搖。交通銀行總辦梁士詒是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這時他出謀劃策，主張將中國、交通兩行合併，以集中現金，為政府所用。那時，北方早已人心浮動，這一訊息傳開後，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地區的兩行鈔票持有者，紛紛前往銀行要求兌現。交通銀行的情況尤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眼看銀行庫存危急，北洋政府國務院為穩住金融盤子，於1916年5月10日突然下令中、交兩行停止兌現，一切存款止付。
法令傳到上海，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經理宋漢章（1872…1968）和副經理張公權（1889…1979）居然公開抵制。
張公權出生在上海寶山的中醫世家，他天資聰慧，15歲就考中了秀才，兩年後赴日本進東京慶應大學攻讀經濟學，回國後當過北京《國民日報》、《交通官報》的總編輯。他與年長兩歲的哥哥張君勱均有強烈的立憲情結，後者更是中國國家社會黨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盟）的建立人之一，為民國時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才情洋溢的“兩張”都很受梁啟超的青睞，在梁啟超的舉薦下，張公權南下上海就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副經理。上海分行在整個中行系統中佔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策應總行和各地分行的樞紐。宋漢章和張公權得到“停兌禁提”的命令後，認為事態非常嚴重。一個銀行若不能兌現，等於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後就無法開門營業，等於自取滅亡。在張公權的竭力說服下，宋漢章決意與他一起“抗命”。一方面，他們尋找相關的法律依據，做到有理有節，同時聯絡上海銀行同人和外資銀行，請他們在此關鍵時刻，一定要為中行撐腰。大家深知中國銀行是中國金融的支柱，一旦垮臺，整個局面不堪收拾，於是都承諾力挺。
張公權計算了一下，中行當時庫存有200多萬兩現銀，恐怕不足應付，就與滙豐、德華等10家外國銀行訂立了200萬元的透支契約。他還專程訪問了南通張謇，決定成立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由張謇任會長，並且登報宣告，上海中國銀行行務全歸商股聯合會主持，上海中行的鈔票隨時可兌現。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915作為抵抗的商業（7）
5月12日，交通銀行服從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鈔票兌現，老百姓一片怨聲。而中國銀行因為事先有了充分的準備，來者照樣兌現。儘管如此，中行門前還是人山人海，前來兌現的隊伍排了幾條馬路之遙，有數千人之多。張公權在日記中記下了那可怕的局面：“餘自寓所到行（漢口路三號），距址三條馬路，人已擠滿，勉強擠到門口，則擠兌者爭先恐後，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過一元錢或五元紙幣數張，或二三百元存單一紙。”第一天兌現者有2 000多人，第二天仍不減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來應該休息，銀行為了應付兌現，仍然照常開門，來者不拒，並登報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兌現者人數減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銀行又在報上登廣告，宣佈仍然開門兌現，而兌現者只有100多人了。到19日，再無擠兌者。
經此一役，宋漢章、張公權聲名大振，中外報紙紛紛報道，把兩人稱許為“有膽識、有謀略的銀行家”，是兩個“不屈從北洋政府的勇士”。一家銀行的分行經理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