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順差，中國的央行要給他們換成人民幣拿回國內，則使中國被迫增發貨幣而形成貨幣流動性過剩，造成房地產和股市國內投資過熱，經濟過熱；中國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對外人民幣匯率和資本專案要進一步開放，以減少貿易順差，對內必須加息，減少人民幣的流動性……
這個看起來似乎強有力的邏輯鏈條，真的既合情合理，又能經受得住實踐檢驗嗎？
以上的整個邏輯推演有著一個假設的前提，即“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制度就是自由市場的制度”，但這個理論在西方已經很少有人再相信。自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被用於拯救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大危機之後，人們已經充分地認識到所謂“自由市場”弱肉強食的危害性。
即使我們暫且假定“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制度是自由市場制度”是成立的，那麼“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時代，自由市場就意味著國與國之間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匯率政策自由化”的推論也是片面的。
道理很簡單，既然是“自由市場”，那就意味著市場中的一切生產要素都是自由的，包括資本、技術、商品、勞動力等。如果資本是可以在國際間自由流動的，那麼技術、商品和勞動力也理應自由流動。
但現實的狀況是，某些美國人士和經濟學家們一面呼喊中國金融徹底開放，允許資本專案可兌換，要求人民幣匯率市場化，但對於中國購買美國的先進技術卻壁壘森嚴，對中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常常設定“反壟斷”和“特保”等障礙。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對於全球的勞動力流動，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可謂不遺餘力地限制，除非是特別優秀的，符合美國標準的，能為美國創造高額剩餘價值的精英，而對於普通的勞動者堪稱嚴防死守。
即使在資本流動上，美國某些人士在提出中國放開短期資本專案的過分要求的同時，對於更加安全的中國對美實業投資，如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的投資專案卻干擾破壞。
人民幣自由匯率背後的“偽自由市場”（2）
由此不難看出，所謂“國際資本自由化”的真相，是在蔑視勞動力、技術、商品等要素平等流動權利下的話語霸權。它之所以能登堂入室，大行其道，關鍵在於，相對其他要素的擁有者而言，資本的所有者，特別是熱錢資本有著足夠的金錢，去控制輿論，去推銷自己的單邊邏輯。其最終達成的目的是，透過不對等的單邊輿論宣傳攻勢，誤導目標國的決策者，以達成對於其他生產要素不公正的遊戲規則，剝奪其他生產要素的受益人群的合理收入，乃至將目標國的財富積累席捲而去。
基於人類最基本的公理———公正而言，在發達國家仍然不允許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自由流進的時候，請不要一廂情願地指望中國對資本專案，特別是短期投機資本不設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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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貿易理論嚴重誤導中國（1）
2007年1月31日，一場“被告”缺席的“審判”在美國國會上演。
美國議員里斯·多德等人“發難”，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美國財長保爾森則“辯解”。最後，保爾森稱“中國在匯率政策上確實仍然沒有做到我們想要的和他們需要的”，並自定目標，在其兩年多任期內，“讓人民幣形成基於市場經濟規則、由市場競爭決定的、自行浮動與定價的機制”。
其實，這種所謂一年一度的“匯率操縱國”的戲劇，對於中國並不新鮮。中國在加入WTO前，那時，戲的主題是“中國最惠國待遇”，都是有人唱紅臉，有人唱白臉，有人唱黑臉。在黑臉的法官面前，一個白臉律師擔任“原告律師”，一個紅臉律師再在他將要被判入獄的時候解救他，讓“原告”感覺無比“僥倖”過關，讓“被告”在心懷感恩中，不斷加深“罪人”的暗示。
中國真的有“罪”嗎？讓我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美國的價值觀中，程式公正是非常神聖的，按照國際法理，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或匯率分歧，不論誰為原告，都應該依照國際法，由WTO來裁定，不可能由美國人既當“原告律師”，又當“被告律師”，更不能再當“法官”。
如果按照WTO協議，各成員有權按照自己的需要選擇各種匯率制度，包括固定匯率制度，均無可指責的。換言之，在國際法的範圍內，所謂“匯率操縱”罪名根本是不存在的。
從現實歷程來看，人民幣兌美元從1980年的貶值到1994年的，那時，無人指責中國匯率操縱，2005年7月21日，中國實施小幅浮動匯率制度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