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日本在多重路徑上顯得經驗不足、能力有限。最具說服力的例子是1868年明治維新，那是對嚴峻的外部威脅做出的反應。
圖2–4日本人對日本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的悲觀認知（％）
泡沫危機之後，日本經濟步入了很長時間的停滯狀態，舉國上下開始進行自我反省，民眾普遍感到憂鬱和沮喪。有些人竟然提出，日本已經遭受了兩次挫敗：一次是在1945年，另一次是在20世紀90年代。悲觀情緒席捲整個國家，揭示出當代日本國民心理的脆弱性。在最終實現自己的目標之後，對於下一步該做什麼，他們滿腹疑問。隨著美國經濟逐漸恢復了活力，而日本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卻顯得相對平靜，這讓人們形成了一種共識，即目標至多隻是一種幻想，日本註定將永遠生活在西方的陰影中。日本國民面對泡沫經濟的心理脆弱性，直接警示著世人：對於非西方國家來說，趕超西方的過程異常艱難、困難重重。用任何標準衡量，日本取得的成就都是顯著的，在很多方面，它或與西方國家平起平坐，或更勝一籌。它很輕鬆地超過了歐洲的絕大多數國家，而這些國家曾經是它極力效仿的偶像；它建立了引人矚目的世界頂級研究機構、世界知名的大企業，它已變成經濟實力排名第二的國家，然而，在燦爛輝煌的時刻，它同樣對自身充滿了懷疑。
第二章 日本：現代國家但非西方國家（10）
在這樣的背景下，理解日本自我認知的本質是非常重要的。與歐洲或美國將普遍性和世界性作為自己的願望和對自身的定位不同，日本人在思量本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時，其視角是獨特的，長期以來將日本定位為處於主要文明的邊緣和外圍，而且認為這些主要文明已經建立了普遍性的規範和準則。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和西方構成了日本效仿的兩個物件，同時也是日本堅守“國民性”時所反對和排斥的兩個主要行為體。“對於日本人來說，”吉野耕作指出，“向中國和西方學習，成為日本獲得‘普世’文明的一種經歷和體驗。在此，日本人一再強調他們之間的特殊差異，就是為了將他們自身與具有普遍性的中國人和西方人區分開來。”換句話說，這個特點，不僅將日本與持續了兩個世紀的西方普世文明區別開來，而且，正如我們在後文要探索的那樣，還將自身與中國的不同也放大了無數倍，要知道，從普世性角度來講，中國人一直視自己的文明是2 000年來最精華的部分（見圖2–5）。
圖2–5日本人對“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與一個外國人結婚，
你作何感想？”問題的回答（％）
日本1868年後轉向西方的舉動，僅僅是其新式統籌戰略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表現在它對待亞洲大陸的態度上。這種態度融合了對西方的擁護和對亞洲的拒絕。在轉向西方的過程中，日本湧現出許多知名作家，最著名的是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他在1885年發表的一篇題為“正在遠離亞洲”的文章中寫道：
“我們沒有時間等待鄰國的啟示和開導，以便大家能夠共同努力促進亞洲的發展。離開亞洲國家的隊伍，把我們的命運與西方文明國家的緊密相連，對於我們來說更好。至於如何處理與中國和朝鮮的關係，不需給予什麼特殊的待遇，只因它們碰巧是我們的鄰國。在如何對待它們的問題上，我們只需要簡單地按照西方人的方式即可。任何一個珍視壞朋友的人都將無法逃脫惡名。我們要直接將亞洲的壞朋友們從腦海中抹掉。”
日本人很快便將這一想法付諸實踐。1894~1895年，日本出兵佔領了中國臺灣。1910年，他們奪取了朝鮮。1931年，他們吞併了中國的東北地區；1936年，佔據了中國主要省份；1941~1945年，他們攫取了東南亞大多數國家。在1868~1945年的77年間，日本參與了10次大規模戰爭，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以犧牲亞洲鄰國利益為代價，這些戰爭累計達30年之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整個德川時代，日本從未參與過任何一場戰爭。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不僅打算實現經濟現代化和效仿西方，而且還實行領土擴張政策，這些從其口號“富有的國家和強大的軍隊”中便可窺見一斑。儘管日本曾於20世紀30年代提議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表面上是對抗西方來為亞洲謀利益，但是實際上，這只是日本企圖征服亞洲以實現其帝國主義利益的一個策略。
日本人順理成章地將世界的本質與日本社會中深刻的等級特性等同起來。它以崇拜的目光仰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