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1 / 4)

勵節約資源和固定投資。在這樣的背景下,從技術飛躍到標誌著英國工業革命的工廠制度,幾乎沒有什麼理由。正如伊懋可所說的:

“在融合了一種強烈的經濟理性意識、一種對發明者的崇拜心理,以及一些引人注目的機械化天才的文明背景中,技術進步一直在推進。”

隨著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英國國內對節省勞動力的機器的投資,是一種完全理性的行為,它實現了發明、應用、日益提高的勞動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的良性迴圈;相反,中國依然沉浸在陳舊的生產作業裡。在英國,小規模家庭作坊被證明是後來工廠體制的先驅,而在這種農村工業化水平至少與英國持平的中國,卻沒有發生類似的事情。英國的經濟邏輯揭示了家庭作業與工廠體制之間的因果關係,但是英國的情形並不適用於中國:廣泛的農村工業化程序沒有帶來中國的工業革命。

第三章中國:動盪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6)

中國人眼中的“國家”

歐洲和中國之間最顯著的差異,不是它們對各自工業化程序時機的把握,而是兩者政治構成的本質存在深刻的不同,這種狀況至少持續了2 000年,而且其影響難以計數。畢竟,這能夠解釋為什麼在理解中國時歐洲模板顯得那麼貧乏無力。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哪怕拿破崙和希特勒再野心勃勃,歐洲也沒能夠對幾乎整個大陸行使中央集權控制的帝國政權統治。相反,政治權威轉移到了許多小國手中。甚至在統一的程序和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建立的過程中,歐洲仍然保持著分裂為多國家制度的特徵。與此相反,中國從未喪失過帝國的國家制度,這種體系是經歷了緊張的諸侯間爭鬥後顯露出來的。實際上,除了外蒙古以外,今天的中國,仍然或多或少地與其在清朝達到最大地理範圍時所獲取的國家保持著共同的邊界。中國的平衡狀態是一個統一的農業帝國,而歐洲則是一個由諸多國家組成的團體。

由此可以得出中國人和歐洲人態度上的根本差別:在中國人視統一高於一切的時候,歐洲人更相信民族國家而非歐洲範圍內的主權——儘管成立了歐盟。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的興起,導致古老帝國的分裂和眾多新型國家的建立,而中國並未發生類似的事情,甚至連絲毫可能發生的跡象都找不到,這些事實都體現出中國渴望統一的內在動力。中國能夠致力於統一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國家和人民把統一作為優先考慮的根本事項;期望國家在確保統一的過程中發揮核心作用;中國人強烈的身份認同感為統一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並不是說中國的統一就是理所當然的:歷史上大約一半的時間,它都處於不同程度的分裂狀態。考慮到中國的幅員遼闊以及遠遠多於歐洲國家的多樣性特徵,我們不用對此大驚小怪。由於高度重視國家的統一,所以中國大體上逃脫了幾百年來籠罩歐洲歷史的內部戰爭,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時期,它往往要付出戰爭和饑荒的慘痛代價,尤其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中國處於長期的分裂狀態中。國家頻繁地出現分裂,加上由此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有助於增強中國人對統一的嚮往,統一的傳統來自春秋時期的孔子,由於生活的年代正值中華大地飽經戰亂之時,孔子深深意識到和諧的重要性。

中國和一些地位相當的歐洲國家之間,還存在另一個重要區別,即中國從來沒有面臨過試圖限制其權力的貴族精英的競爭。到10世紀中葉,當時的貴族精英全部都被摧毀,其後果是沒有一個精英能夠享有獨立於國家的權威——正好相反,精英深深依賴於國家賞賜給他們的地位。這種情形的關鍵機制是科舉考試製度,到唐朝時,科舉考試製度已經稱得上很完善了。雖然貴族在這些考試中享有一定的優勢,但是科舉考試還是為社會的各個階層開啟了大門,成為皇朝招賢納士的有力手段。對於那些考生來說,儒家經書是考試的重要內容,這有助於強化共同的價值觀。在歐洲,除了一些極端的時期(例如戰爭年代)以外,精英仍然相對擁有一定的自主權;而在中國,由於精英都是由國家錄用的,而且有效地成為國家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往往按照國家的旨意來行事。在皇帝的庇佑之下,朝廷在盛世時根本不用擔心來自宗教團體(9世紀查封佛教徒的財產後)、司法機構、貴族成員、軍隊或城市中產階層的挑戰。不過其中最大的例外是文人,他們像孔子一樣洋洋灑灑地寫出驚世駭俗的文章,卻與社會日常生活越來越脫節。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三章中國:動盪的歷史與翻天覆地的變化(7)

故而,與歐洲的情形不同,中國從來都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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