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微，令我吃驚。他像是從一二百年時光隧道走回來的人。他不是那種“書呆子”。他的知識全是五光十色活生生的。只要是老天津的，不論是街頭巷尾、五行八作、生活百科，乃至一式圖樣一顆衣釦一種燒餅一個從未聽說過的地名或人名，他都能繪聲繪色把它們說活了。過他口中的歷史全是復活的歷史。
正因為這樣，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舉行的一系列關於天津歷史文化的普查時比如老城文化普查、小洋樓採風、估衣街搶救等行動中，他都是我有力的支持者。老實說，當時那些文化行動觸動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壓力乃至威脅一直圍著我們轉。然而，這位曾受過二十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仲爺卻沒有退縮。是由於天性的耿介正直還是對文化執著的愛？我想兩樣都有。在我大步急匆匆穿行於老城裡和估衣街時，耳邊一直伴著他細碎的快步的足音。一些媒體都曾報道我在一片瓦礫的估衣街上流淚的情景，但有看到仲爺在推成平地的六百年的“老城”中失聲痛哭？我看到了。這樣子至今清晰地印在我的心裡。文人的情懷與責任感，是我們成為好友的根基。任何世俗功利的沙子都不在我們之間。
然而，如何使仲爺無形的知識落到紙上，始終是我心裡的事。我支援他寫小說、隨筆和地域文化的散文，但這都不足把他腦袋裡龐博的文化記憶與積累搬出來。一次，我對他笑道：“我已把你列入文化搶救的範疇了。”
近十年，年過七十後的仲爺明顯而加速地蒼老。半個世紀前殘酷的勞改生活留下的惡果使他的雙腿走起路來日見艱難。於是去年中國民決定給全國各地為民間文化事業奮鬥一生的專家學者授予“山花獎終生成就獎”時，我們將他列入其中。在蘇州頒獎典禮上，當我看到仲爺銀髮飄動地走過紅地毯時，由衷為他高興、驕傲，也欣慰。他才華獨具，卻一生坎坷太多，半生落難，一子有疾，晚年喪偶，理應有這樣的補償與榮耀。
事後，他對我說：“老弟，你幫我了一個完滿句號。”我說：“不是句號，是金子做的逗號。後邊還長著呢，還有好多事等著您做。”
我已決定由我的現當代文學研究生為他做一本《張仲：口述天津》，計劃40萬字。他年邁力弱，無力再寫大書。口述史的方式是挖掘和整理他文化財富最好的手段。
然而，今年以來他胃痛發作。他本來口壯胃健，為什麼漸漸怕吃東西了？
我似乎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但他很固執，不去看病，相信自己身體能頂住任何麻煩。記得四月份我出國前在去往機場的路上，還打電話叫他去醫院檢查。他說他吃了些草藥好多了。我說：“劉炳é就是不檢查不確診，結果耽誤了自己。”料，仲爺重蹈了炳é的覆轍，終於惡性的病急性發作。也攔不住。
一個月前，我去醫院看他時。他昏昏沉沉對我說：“這裡不好，你們快跑吧。”顯然已神志不清，我心裡明白，仲爺已踏上不歸路。我想，我大概不會再來看他。因為我最怕看到朋友最後的痛苦。在我離開病房時，仲爺頭歪在枕頭上，朝我無力地搖著手。我的心一動，轉回身到床邊再緊緊握一握他的手。這是我倆之間真正的生離死別。他的表情痛苦而無奈，這表情叫我良心不安，我不能幫朋友擺脫這種絕望。有時在生死之間，人是一無所能的。
仲爺走了。一本天津地域文化的活字典永遠地合上了，一大宗珍貴的文化記憶隨風飄去。我沒有及時把他的口述史搶下來。這是永遠的遺憾，也是我永難補償的一個過失因為我深知仲爺真正的價值。
我想，今後一段日子，我腦袋裡會不時蹦出他的電話號碼，但我不會再撥打，因為那號碼後邊一片空茫，寂寥無聲，惟有傷感與懷念。
。 想看書來
平凹的
數日前，收到賈平凹寄來一小包書，拆開一看，不是文字而是書，使我欣喜。我早就期待他能印幾本這樣的書。近年來不斷在一些報刊上見到平凹的字。我喜歡他的字，平實單純且意蘊很厚，沒有那種做大家秀的浮躁和裝腔作勢。他主張還書法的本來面目寫“生活中的字”。不把書法當做什麼聖物而為之。正為此，他的性情、脾氣、氣質、審美，便自然而然地潛入筆墨間。因之他的字如其人：又憨氣又有靈氣。
我對平凹的認識卻遲一些。緣故是見他的少，偶見於報端刊尾。印象是一種文人的，雖然別有奇思與奇趣，技術上卻似乎沒有“科班”過，有點文人墨戲，甚至還有點漫的味道。因對友人說，平凹的文第一，字第二，第三。
這裡之所以說他的是“文人的”而非“文人”，是因為從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