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得劍拔弩張，一點沒有趣味和幽默感。
這裡，姑且不談專制不專制，朱元璋的反應和處置方式，確實表明他是歷來帝王中少有的一個對文人文化、文人傳統一無所知的粗鄙之輩。像宮怨詩這種歷史悠久的創作題材，早已失去任何現實意義，而只是文人的一種習慣性寫作，一種自我陶醉而已。朱元璋對這種心態全然陌生，竟對本來近乎無病呻吟的東西認了真，動用國家機器，大刑伺候。雙方文化心理上的錯位，讓人哭笑不得。估計明初的文人雅士們驚愕之餘，還不免一頭霧水：政治固然可以不談，但怎麼風月也談不得了呢？
一直說到這兒，我發現大興文字獄的朱元璋與歷史上其他鉗制言論、燒書罪文的專制暴君，有一個本質不同：他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他的所作所為不是為著推行自己的思想權威，讓讀書人都遵循“朱元璋主義”來思考和說話。在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面，他毫無建樹，完全仰仗儒家政治倫理。他之所以殺那麼多人，跟許多推行文化專制的統治者意在搞他自己的“一言堂”，還是有所不同。
朱的濫殺，主要出於自卑。表面上，他殺人，他是強者；潛入深層看，倒是他才處於弱勢。這弱勢的實質即是，由於特殊出身他儘管做了皇帝，卻完全不掌握話語權———他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他所做的那個“皇帝”，是由儒家意識形態來定義的，可對這套話語系統他恰恰全然陌生，解釋權握在士大夫手中。他們有一整套的語彙、語法，暗語、轉義、借典、反諷、潛喻、異趣……不一而足；他們運用自如，如魚得水。而朱元璋倒很可憐，稍不留意即碰一鼻子灰，時常對不上話、接不上碴兒。他惱怒、羞憤、著急，怎麼辦？殺人。這是他唯一可以保持強者姿態、擺平自己的方式，就像一條狗，叫得越兇、情態越躁，越表明它陷於恐懼之中。我們不妨比較一下朱元璋和曹操，這兩個人都以多疑濫殺著稱，但顯然地，曹操的多疑來自於自負才高，“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強悍，朱元璋的多疑卻來自於自己的文化弱勢地位，隨時在擔心被文化人戲耍和瞞辱；所以，為曹操所殺者，俱為性情狷介、恃才傲物之名士，而朱元璋所殺文人，死得都有些莫名其妙———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是小心翼翼計程車吏，例如那些撰寫表箋的地方府學教官們。
不過，有一件事情，朱元璋卻真正是在不折不扣地搞文化專制主義。這件事情的進攻目標和打擊物件，不是別人，正是“孔孟之道”的另一半、高居儒家“亞聖”的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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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23）
朱元璋恨孟子，大有道理———但這倒不是當年孟子那句“士，誠小人也”，曾讓他出過大洋相。
孟子是為暴君發明“獨夫民賊”這種稱呼的人，他也第一個將人民視為國家主體———民貴君輕，君主被放到次要位置。他這樣評論人民推翻大暴君商紂王這件事：“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42｝說，我只聽說過人民起來誅滅了一個名叫紂的獨夫，從來不知道有什麼弒君的事情。謀逆殺死君主曰“弒”，“弒君”一詞本身就明確包括道德犯罪的指責，但孟子在紂王滅亡這件事上，根本不承認這個詞。他認為湯放桀、武王伐紂這類事都是誅獨夫不是弒君，可以作為正義而永遠加以效仿。他還講到，正直的政治家事君無非兩點：“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43｝如果君主有重大的劣跡，一定要加以批評糾正，反覆多次他不接受，就讓他下臺；如果君主只有一般的劣跡，也一定要加以批評糾正，反覆多次他不接受，大臣就應該辭職離開他。
朱元璋是什麼人呢？我們對他，雖不能簡單地稱為暴君，但他卻是把君權推到無以復加的極致的人，本來就獨尊獨大的中國式君主霸權（試比較一下歐洲古代君權，就能看出中國古代君權是多麼徹底：在歐洲，且不說還有教權與君權分庭抗禮，即便貴族騎士階層也能在君權之下保持某種榮譽上的獨立性），在他手中發展到壟斷一切的最高階段。這樣一個人，與孟子的政治學說可以說是天生對立的。反過來看，孟子力倡反對“獨夫”，不也正戳在朱元璋的痛處嗎？
以孟子“民貴君輕”的觀點論，他千百年來居然被專制君主們尊為聖人，裡頭絕對有大虛偽。在專制君主那裡，他理該是不受歡迎的人，他的思想理該是不受歡迎的思想。我的朋友李兆忠先生在《曖昧的日本人》裡說，日本雖然學習中國文化和儒家思想，但獨對孟子堅決加以排斥，因為孟子對君主的輕視與不敬，有損天皇的權威。我